“一带一路”建设构想，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顺利实现的一项战略性举措，也是中国带头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项划时代的顶层设计。这是一个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合起来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国人民与世界有关国家人民的共同努力。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动员尽量多的中国人参与其中，贡献尽量多、尽量大的智慧和力量，当是建设新的“一带一路”的力量基础和重要基点，这是毋庸置疑的。

2015年11月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办了“中国伊斯兰教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研讨会”，吹响了中国伊斯兰教界全面投入“一带一路”建设伟大工程行列的号角。本文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角度分5点谈谈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贡献自己智慧和力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从历史溯源的角度看，历史上的“一带一路”与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密切相关，今天讲“一带一路”不能离开这两者的历史关联而空讲。

这就是说，虽然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传入中国都与历史上“一带一路”有关，但其与“一带一路”关系的紧密度都难以与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形成过程相比，从而也就使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对“一带一路”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亲切感和深深的历史记忆。我们今天讲“一带一路”建设，就必须讲好、讲全、讲真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故事，讲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特别是在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形成过程中历史上的“一带一路”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怎样起作用，有哪些特点，等等;就必须对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形成历史有一个正确全面的历史观判断，了解“一带一路”这条历史纽带主流是使伊斯兰教在中国不断中国化还是不断失去了伊斯兰教的原旨，是主张历史前进论还是主张历史退步论，是主张与时俱进还是主张原教旨;就必须对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当前状况有一个全面的评估，理解中国穆斯林现在在想什么，伊斯兰教在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走势之下，它积极的一面是什么，还面临什么挑战，希望什么，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还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够，怎样才能引导它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历史上对此都积累了哪些经验，有什么教训;就必须弄清楚历史上的“一带一路”与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形成互动的特殊途径和机制，做好两者关系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基础研究，从而保证历史上的“一带一路”与今日“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对接，引导和驱动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发挥更大的正能量，激励其在今日的“一带一路”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

二、从现实或实践的角度看，今日的“一带一路”建设直接关系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切身利益和命运。

谈“一带一路”关系中国穆斯林的切身利益，具体一些讲就是今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顶层设计的一个核心考虑。我认为就是决心在中国缩小贫富、东西部、改革开放意识不平衡这三大差距。而这三大差距在中国穆斯林相对聚居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特别是在穆斯林相对集中的西北，尤其是新疆、宁夏两个民族自治区和甘肃、青海、云南等省的一些穆斯林相对集中的州县，解决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问题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包括解决一部分穆斯林的贫困问题，就是解决穆斯林相对集中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问题。

至于东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意识方面的差距问题，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主要是由贫富、东西部两方面差距这种客观因素造成的，并非出于东西部有关民族的主观因素。由于西部地区未根本解决贫富、东西部差距问题，人们的生活条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教育水平又大大落后于东部，所以在东南沿海这些地区能出现深圳、温州、义乌这样一些开放的发达城市，而在西部地区就没有出现类似的城市，好像就是东西部在改革开放意识上存在差距。其实这个差距应这样理解，即这种差距一方面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这种差距是由贫富及东西部经济文化水平明显不平衡两大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这在义乌这座城市中表现的最为突出。这里的经济主体之一是来自中国各地和外国的穆斯林，尤其是西北的穆斯林，笔者在访问义乌清真寺时就遇到几位宁夏的穆斯林朋友，从他们的言谈可以看出他们对改革开放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到义乌来经商是认为这里改革开放的氛围非常好。所以，我们对这个差距应有正确的认识。

三、“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客观上为中国伊斯兰教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新的着力点。

中国伊斯兰教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型，是这几年我不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最初我试图从自觉转型、自发转型、被迫转型三种选择入手尝试找出引导选择自觉转型的方案。2015年，我则开始通过研究在中国如何促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对接，或通过如何促使中国传统伊斯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者对接这种途径来研究转型。2016年我为纪念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80周年写了一篇题为《同心经验亟需激活》的短文，开始意识到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现代化转型必须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有全局性的、整体意义的着力点或切入点。在这篇短文中我选择了习主席所提出的我们党和国家的治国理政理念，试图通过在我国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等穆斯林相对聚居区、州、县)如何实践这种治国理政理念的方式来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现代化转型。正如长征刚刚结束，全面抗战浪潮即将拉开序幕之时，我们党在刚刚成立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范围内所开创的宝贵的同心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解放区内迅速引导解放区乃至全国很多地方的回、汉各民族群众投入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国战争，促使在中国传播的伊斯兰教迅速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站在抗日斗争最前沿的穆斯林英雄人物，其中包括知名阿訇。我觉得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转型的着力点好像更有意义、更有展示中国智慧、中国气魄、中国精神的巨大空间。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党和国家顶层设计的“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布局、开始取得一些成绩，需要继续呐喊助威、击鼓动员、燃起更大声势，冲破霸权极端、独立分裂、暴力恐怖势力破坏，阻挡危机，更大踏步向前推进的时候。这个时候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聚集一切可以聚集的智慧、人才、资源和经验。所以，我觉得将“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现代化转型的着力点更为恰当，故在《同心经验亟需激活》的基础上草写出了本文。

四、“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前提。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这种提法是建立在一个创新型的、系统的理念、思维、概念基础上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党在豫海乃至整个陕甘宁根据地所创造的同心经验(即党的回族及伊斯兰政策，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命运、同患难核心理念和精神三者的结合)以及《共产党宣言》中所主张的全人类解放理想、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实践这四者在今天的大背景下的一种综合和提升。所以，“一带一路”建设提法中一些主要的概念都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更宽广的视角、更包容的心胸和一个崭新的境界下进行理解和诠释。如“中国”这一概念，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从自我、自给自足、封闭固定的意义上来理解，要看到中国现在已全面走向世界，中国不仅关注自己国家、民族的发展安全稳定，而且关怀世界，希望世界各地都和平，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联系统筹起来考虑。再如“中国人”这个概念，也再不能仅从“我”的角度理解，仅讲个人或个人的“人权”、我个人的自由，而是要将中国人和全人类统筹起来考虑，为全人类的解放、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全人类的人权和全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考虑。而“中国化”，包括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中国化”方向也都应该在新的层次上理解。其次，“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将国内、国际、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平与发展，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整合在一起的系统工程。第三，“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或精神是互联互通、同心和合、互助共赢、共同追求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生活幸福。第四，“一带一路”建设设计最重要的另一个理论前提就是对宗教，特别是对中国宗教地位和作用的准确评估，即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中国的宗教也一样;在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教发挥正能量是主流;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伊斯兰教在中国更显著地发挥了正能量。

五、“一带一路”建设的美好前景展望。

如果“一带一路”建设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百年梦到来之际，即2021年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那我国，特别是穆斯林相对聚居的新疆、宁夏以及甘肃、青海、陕西等省区，都将从相对落后的发展后方转变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心地带，“西部地区”就仅仅是传统上的中国地理意义上的西部，这明显使得在现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比“一带一路”建设设计提出之前要美好得多、精彩得多。

本人作为一名中国穆斯林的好朋友，作为一名长期致力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学者，衷心希望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界的朋友们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的洪流之中。这样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力量，每个人都是一个智库，“一带一路”建设就一定能够成功。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原文刊发《中国穆斯林》201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