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典范
——陕西经堂教育简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的科学判断,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作为从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和文化,在中国1300多年的传播发展史中。始终有一条主线将其贯穿起来,即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各个历史时期, 始终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相结合,坚持走中国特色伊斯兰教发展道路。广大穆斯林始终把自身的发展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宗教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为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穆斯林坚持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契合,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程中交相辉映、、协调发展。特别是陕西胡登洲太师开创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把伊斯兰教传承传播与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相结合,以儒诠经,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形成了无缝对接,使两者兼容并蓄,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发展成为陕西学派并传播到山东、云南、江苏、湖北、宁夏等全国各地。陕西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发祥地,曾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做出历史性的贡献。经堂教育在中国伊斯兰教传播传承500多年,为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经堂教育创立的时代背景

陕西是我国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自唐起伊斯兰教随商贾带入长安,至明清时,陕西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口已达百万之多。明清时期的陕西回族主要分布于关中地区、陕南、陕北地区,包括西安城七寺十三坊在内的全省回族居住区共有800余坊,人口约120多万人。在这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宗教和顺,社会和谐。

《元史》、《陕西通史》的作者、明朝工部尚书冯从吾的故里是回族较为聚居的西安北乡冯村,对回族伊斯兰教较为熟悉,作为一代大儒,他对明末陕西伊斯兰教教育有着较为客观的评价,他为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撰写的《敕赐清真寺碑文》中是这样叙述的:“惟有这清真一教。印证了于孔孟之道的真传;其中有关人伦常规的法典,神妙地合乎正教;其真诚心意的道理,推而广之,可以用作于以平等公允为根本的齐整社会的教化。”这段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既反映了经堂教育兼容并蓄的胸襟,也说明了当时社会对伊斯兰教的认可与肯定。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创始人、著名先贤、回族经师胡登洲,字明普,经名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勒亚斯,陕西咸阳县渭城胡家沟人,陕西经堂教育的开创者胡登洲(1522——1597),字明普,咸阳渭城湾人氏,被尊为“胡太师”。他家业丰裕,富甲乡里。据《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文载,胡登洲幼时习儒学,他自幼刻苦攻读伊斯兰教经书,通晓经典教义,兼习儒学,长大后随其同乡、著名阿訇高某潜修波斯文、阿拉伯文及伊斯兰教经籍,遂精通伊斯兰教哲学、教义学和哈乃斐学派教法学。据康熙十六年(1677年)抄本《经学系传谱》载,胡登洲从事经营商贸,有次赴京做生意,行至西安临潼新丰镇一带,路遇一位从西域赴京朝贡的回回老人,遂相与讲经论道。并阅读了老人所带的自己从未见过的一些经典。两人一同赴京并结伴返回。他一直把老人送出嘉峪关,相别于“玄圃之麓”。一路之上的交谈领教使胡登洲学到了很多知识,受到很大的启发。他认为: 中国穆斯林生活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儒家思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属于主流文化且根深蒂固。加之长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中国穆斯林只有通过调适自身来与其相适应,才有可能在中国得以立足、生根、传播、发展。这对于长期使用汉语和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穆斯林来说,怎样调适,是一个需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先贤胡登洲太师 “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立志兴学,倡导宗教教育,培养人才。适时探索、创立的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就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给出的最好的答卷。

二、陕西经堂教育的内涵

明代万历年,胡登州太师根据中国伊斯兰教实际和中国国情,率先改革口头传授教义的传统方法,采用我国传统教育模式设帐开学,在清真寺内招收学员、讲经授业。他制定出一套经堂教育大纲,结合中国传统经学讲授阿拉伯文经籍著作,谋求中阿文化的融汇贯通,开中国伊斯兰教寺院教育之先河。

1、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陕西经堂教育模式

胡登州太师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将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私塾教育结合起来进行经堂教育。具体形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在清真寺内设帐讲学,免费招收学员,讲授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伊斯兰教日常应用经典;既进行普及教育,又传授伊斯兰教基础知识。二是中国传统的知识技能传承模式——师傅带徒弟范式。这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班,专门培养伊斯兰教教职人员——阿訇、伊玛目、伊斯兰教经师等。这也是借鉴了中国私塾的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同步同起点进行教学,也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开办基础知识课,较为系统地学习和专题讲经授课。其实,“师傅带徒弟”的教育方式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最主要的培养人才方式。从古到今,从陕西到全国皆是如此。从创办经堂教育伊始,胡登洲太师就采取这种设帐带徒弟的教育方式:他的一传弟子:海大师、冯阿訇; 二传弟子:海文轩阿訇与冯门六俊;三传弟子:张少山阿訇、云南黄巴巴、湖北马明龙(马铨)阿訇; 四传弟子:山东常志美、李定寰(云南经师可考的有蔡璿阿訇;还有南京金陵学派的马真吾、马君实经师);五传弟子:舍启灵、南京的王岱舆、苏州的张中、伍遵契、刘智等(云南马师和黄师是四传弟子李定寰之弟子);六传弟子:刘介廉阿訇;七传弟子:陕西泾阳摆阿訇(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开学);八传弟子周老爷——经堂教育中兴者;九传弟子中有周良俊的八大弟子:剑川马阿訇、彬州虎爷、大刘阿訇、米三爷、沟北黑阿訇、十二阿訇、贾麻子老爷、细摆阿訇。九传弟子中还有著名经师——马复初、张古东、杨振龙、韩镜湖、刘长清阿訇等;十传弟子:著名阿訇普洱马、郭连益、兰炳文、禹月明、者万选、杨善精、穷摆、窑里马、马德清、北京王四爷、云南马联元等。

近现代也是如此,以西安著名经师刘宗云阿訇师徒传承为例:西安洒金桥的杨四阿訇(米三爷的徒弟)是刘宗云阿訇的师祖,西关马阿訇是刘宗云阿訇的师父;而刘宗云阿訇所带出的弟子有:马继述、安宗喜、李廷贤、马建中、马俊英、李德光、穆尔林(马二阿訇)、陈耀珍等。而后,刘老阿訇的徒弟李庭贤、马继述、安宗喜三位阿訇,特别是李庭贤阿訇教出了一批优秀的弟子,马权英、马光荣、马明宝、贾勇励、贾喜平、马益平、马龙涛、赵宝貴、铁日海、马明义等人,这些阿訇正是年富力强承担着西安弘扬教门的重任,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当今西安伊斯兰教的中坚力量。

由于先贤胡登洲巴巴以及历代先辈尔林们的辛勤耕耘,经堂教育在中国穆斯林居住地区普遍传播,培养了大批宗教人才,逐步发展成为独特、完备的教育体系。后来虽有了陕西学派、山东学派、金陵学派、云南学派等分野,但陕西始终被誉为是:“念经人的教场”。

2、与传统文化相通融的经堂语言体系

陕胡登州太师和众先贤们在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堂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根据大部分中国穆斯林阿语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套独特的语言文字体系。这种教学所用的语言词汇被称作是经堂语言,它是阿语、古汉语、波斯语等语种有机组合的独特表达形式。胡太师巴巴以此“经堂语”口头翻译和讲解伊斯兰经典。并且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方式等方面,胡太师巴巴初步形成了一整套经堂教育制度,从而奠定了中国回族经堂教育的基石。

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绪论里,丁士仁教授说:“胡登洲经堂教育的贡献和高明之处在于他创立了经堂语言体系和经堂翻译规则。……从《经学系传谱》来看,胡登洲巴巴时代,经堂大学中讲经的方法和语言相当笨拙(“然只可符以汉音之鄙俗者,而其句读固不雅驯”),一遇到宗教学、哲学、法学、语言学的基本术语就照读原文,造成了“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胡太师潜心研究汉语,琢磨翻译的方法(“谋习儒学,贯通一家,以练字成句,贯句成章”),于是创立了经堂语言体系。……”([1])。

当然,丁教授所言的“经堂语言体系”包括有 “经堂语气”和“经堂词汇”两个方面。窃以为在此基础上还可加上“小儿锦注音注释”,以完善该“经堂语言体系”。因为在那个没有《阿汉字典》可资参考的时代,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转化成汉语虽是极其困难的。但将此翻译和转化的“语气”和“词汇”如何记录下来并传于后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由此“小儿锦”诞生了!就这样,经堂语言体系的三个支柱在“教学相长”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结合三个语种的翻译技巧和语言转化规则,并将之通过实物化的“小儿锦”方式记载和留传下来,严格规范了伊斯兰经师们口译经典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能在汉语语境中正确学习和熟练掌握伊斯兰教经典的意义和内涵。这显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当时中国穆斯林大众的汉语言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虽然举行宗教仪式时诵经等应用的阿拉伯原文,但普通穆斯林除了会背记常用的“清真言”、“作证言”和《古兰经》中穆斯林礼拜时常用的那几个“苏莱”(章)外,概不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也已无法读懂和听懂伊斯兰教经典的原文,只能通过汉语的讲解才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在此情况下,经堂语的作用尤为突出。经堂语言词汇体系的完成,是陕西胡太师巴巴以及他的徒弟们的杰出贡献,他们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1)注音、注释的小儿锦

随着经堂教育的发展而兴起的经堂语与“小儿锦”,是回族穆斯林对中国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亲和交融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小儿锦”是经堂语的转化和拼音化记录符号,这二者均为回族穆斯林历代经师、阿訇所创,但影响深远,对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延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小儿锦”实际上是一种拼音文字,它是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字母拼写汉字语音的“小经”,是在经堂教育中所使用的独特拼音语言,用来译出或注释伊斯兰教经典中的词句,基本上采用直译的方式,虽虚词助词也一字不漏。早在明清时期,绝大多数人在汉语言文字方面属于文盲。回族同胞在学习诵读《古兰经》及《圣训》时,为便于阅读和表达,需要注释出所学经训原文在汉语或当地方言中的意思和发音,于是,便探索出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就原文的意思做汉语注释注音的方法。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比较规范并形成系统的汉语拼音。同时,一些宗教用语和生活用语则由阿拉伯文、波斯文音译,加上师徒口耳相传,其词语、口气都甚为重要,没有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人,很难完全理解其真义。

小儿锦曾被中国西北地区的穆斯林,不仅回族,而且东乡、撒拉等民族较为广泛的使用。目前在陕西发现的小儿锦最早实物是:(1)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内的一通碑文。碑文撰于伊斯兰教历740年,即公元1339年前后。该碑上用阿拉伯语刻着《古兰经》经文,并在底部用小儿锦拼写出刻碑者姓名、以及修建此清真寺人员的姓名等。(2)1928年《陕西西乡穆文敏密函》([2])。(3)在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回民起义》里,收录有《纪事》、《秦难见闻记》中清代同治元年(1862)由西安城内递送到回民义军前哨阵地的小儿锦信件及其照片。(4) 1955年8月,西安刘宗云阿訇用小儿锦写下赴东北参观的参观日记。(5)李殿君老阿訇编写的以汉语词汇为主、附有阿拉伯文原词并注上小儿锦汉语拼音的字典——《中阿双解谐韵字典》等。

小儿锦可分为“经堂文”与“日常文”两类。“经堂文”是清真寺经堂里的师傅带徒弟上课时,用来作简单笔记的小儿锦系统。掺有不少阿拉伯语、波斯语的特殊单词,从不掺加汉字。这个系统较为标准,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字系统。 而“日常文”是日常书信中的小儿锦系统(如《穆文敏密函》),常掺有简单的汉字。书写者按照词义注上本地方言的发音,形成独具特色的语言系统。

2)通经通儒的经堂词汇

中国经堂教育所使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典籍著作,而学生们的母语却是汉语。为了能让学生们更好地学习和理解教材内容,师父(教师)要用汉语,口头上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原文直译过来,以达到教学目的,这就需要经师有相当高的汉语修养。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多采用汉语的语法规则,将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相糅合,举一反三,以利于学习和领悟。由此在经堂教育的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部分“常用汉语词汇”。这部分词汇原属“经堂教育中的“教学用语”,后被明代伊斯兰经学家刘智称为“经堂语气”。它虽仍属于汉语的一部分,但由于自古到今回族在经堂教学中一直沿用,所以把这些词语称之为“经堂语”。几百年间这些词汇不但在回族宗教生活中常用,而且进入他们的社会生活之中,成为回族群众日常口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列举若干个回族穆斯林宗教生活常用词汇加之探源,举例阐述。

慈愍

“慈愍”亦作:慈悯,愍的本义是痛心、爱怜、抚养。《说文》“愍,痛也”,即痛心、哀怜的意思,如李密《陈情表》中“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李密说祖母哀怜他孤苦弱小,亲手把他带大,这里的“愍”即痛心、哀怜的意思。“慈愍”一词是怜悯、仁慈之意,如南朝何承天《重答颜光禄书》“制饰土木,不发慈愍之心;顺时蒐狩,未恨惨虐之性”中,“慈愍”是仁慈之义;《梁书·诸夷传·丹丹》“朝望国执,慈愍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服”中,“慈愍”表怜悯。 在陕西穆斯林经堂语中,“慈愍”是特指真主对穆斯林的怜悯与仁慈。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创造了万物,赋予人们才智,是普慈特慈的,人类的所有的一切幸福,都是真主慈悯的结果,所以穆斯林经常会感赞真主,求乞真主,如人们常说的:“知感为主的慈悯”;“今夏太热了!祈求为主的慈悯一场白雨吧”。

知感

“知感”在古汉语中就是知恩感德的意思。如《南史·顾越传》中“二宫恩遇,有异凡流,木石知感,犬马识养,臣独何人,敢忘报德”,顾越说自己身受到朝廷恩惠知遇,更与一般人不同。连树木石头也知道感恩,狗马也懂得饲养之恩,自己怎么能不怀报答恩德之心;《儒林外史》第二一回:“这一门亲,蒙老哥亲家相爱,我做兄弟的知感不尽”,这里都是知恩感德的意思。

在陕西回族方言中,知感的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特指真主,是指感谢真主对人类的一切恩赐。如:“知感不尽,娃今年考上大学了!”“念知感,今年的买卖比往年好。”

定然

“定然”来源于宋元语言,意为一定、必定。如柳永《长寿乐》词“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凭时,等着回来贺喜”;元刘唐卿 《降桑椹》第三折“某定然保举你为官”;《西游记》第六一回“我若当面问他索取,他定然不与”中,定然都是一定的意思。

在回族方言中,“定然”意义有所不同,是“前定、天命”的意思。 《古兰经》说﹕“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一切都是服从于真主。”穆斯林认为真主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世间万物的一切变化,任何事物和生物的生老病死都属于真主掌管﹐由不得人的意志﹐所以人类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穆斯林认为今世的终极目标就是为后世积攒功德﹐“今世是后世的栽种场。”只有今世的善功,才有后世的收获与幸福。穆斯林追求的是“两世吉庆”。知感真主的恩典与考验,一切都是前定的。所以“穆民要认识定然”是西安穆斯林常用语。

三、周良俊与陕西经堂教育中兴

胡登洲太师及其先贤弟子创立的陕西经堂教育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根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纵观经堂教育创立以来的五百多年历程中,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经堂教育在十八世纪初曾处于低谷,以胡登洲太师第八代弟子周良俊老爷为代表的先贤们承前启后推动了陕西经堂教育的中兴事业。周良俊(约1770—1850)字默斋。陕西泾阳县塔底村人,人们尊称周老爷。青年时,慕名投奔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开学的同乡摆阿訇门下求学。相传,一日早上,周良骏到小皮院清真寺,把他的行李背夹放在摆阿訇房外的鸡罩上,进了阿訇的房。阿訇隔窗看见窗外的鸡罩上落了一只风凰。周良骏进房后间问:“学内有‘缺’没有?”(缺:招收学生名额)摆阿訇答曰:“没有”。周老爷转身出房,背起自己的背夹走了。摆阿訇再看窗外鸡罩上那只风凰己飞走了,摆阿訇立即意识到来求学者非一般之人,将来必是中兴教门之人,遂命满拉立即叫回求学之人。从此,摆阿訇便收周良骏为弟子。

从师后的周良骏学习刻苦认真,逐步成为精通阿拉伯文词法、句法、修辞学及伊斯兰教律、认主学、逻辑学、苏非学和《古兰经》注释、圣训学等学科的经师,深为摆阿訇赏识,便举荐周良俊为小皮院清真寺阿訇。由于周良俊经训知识渊博,教学旁征博引,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先后六次设帐讲学二十余年。全国各地众多回族学子慕名而来投于他的帐下求学。“全国各地,包括东北三省、西北五省、中原、华北各省,沿海及云贵等地学人,慕名而来陕求学者数百余人,大成挂幛开学者160余人,而出类拔萃者则有著名的八大弟子和诸小弟子。”西安《小昆园清真寺历代主讲德政碑文》记载:“唯我先贤周默斋,老夫子,天资聪明而不失之高远。赋性坚毅,精专正典,推阐独一,督励践行,续学脉昭世。。”

1931年庞士谦阿衡撰著的《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中载胡太师四传门人周老爷,学问渊博,讲解严密,追求之细微,较前大为进步,而回文大学之林立,人才之辈出,周老爷之八大弟子对于中国回文大学均有功绩。其暮年所收之诸小弟子,学业功绩则更驾八大弟子之上。小弟子中,如云南之马复初不唯弟子众多、且著有许多佳著遗留后人。” 周良俊老爷为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因此周良俊老爷时期也就成为续胡登洲太师开启经堂教育之后的中兴时期和又一发展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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