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是当代卓越的伊斯兰哲学家，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他的思想生涯进行描述。纳斯尔学识渊博，成就显著，他以“神圣传统”为思想根基，以“永恒智慧”为毕生追求，对伊斯兰思想的发展、传播以及各大文明传统之间的对话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1933年4月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个学者和医者世家。纳斯尔的父系家族为圣裔，其祖先穆拉·马吉德·侯赛因和赛义德·纳塞拉均为著名伊斯兰学者。纳斯尔的祖父艾哈迈德是一代名医，作为宫廷御医为王室服务，国王誉之为“医者之冠”，家族的姓氏即由此而来。

纳斯尔的父亲赛义德·瓦利拉是伊朗现代教育体系的奠基人，曾执掌教育部数十年。他饱受伊斯兰传统之浸染，又博洽西方传统哲学和科学，被公认为伊朗两代精英的精神导师。纳斯尔的母亲阿什拉芙对伊斯兰的信仰非常虔诚，同时也是伊朗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纳斯尔的叔父赛义德·阿里·纳斯尔曾担任过伊朗驻中华民国、巴基斯坦和日本的大使。他经常在家中讲述出使各国的见闻。因此，纳斯尔在年幼时就感受到了东西方文明传统的多样性和巨大张力。

纳斯尔天资聪颖，小学毕业时以最高分通过国家统考。由于他父亲身份显赫，所以纳斯尔经常有机会见到伊朗学界、政界和宗教界的一些重要人物，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伊本·西纳、鲁米、笛卡尔、帕斯卡、伏尔泰、康德、黑格尔乃至马克思的名字经常萦绕在他的耳旁。据纳斯尔回忆，他在大约1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哲学意识。更重要的是，他时常与他父亲进行长时间的哲学讨论，而且在他父亲与家中客人的谈话和辩论中，他学到了很多哲学知识。在他12岁时，他的父亲意外受伤，导致盆骨破裂，由于得不到较好的治疗，引发了肺炎和心脏衰竭，身体逐渐衰弱。纳斯尔对他父亲非常依赖。他的家人担心，如果他父亲去世，纳斯尔难以承受这样的悲痛。因此，家中委托在纽约谋职的一个舅舅安排他到美国上学。1945年10月，纳斯尔离开伊朗，前往美国。临别前，他的父亲要求纳斯尔做一个自律自制的人，做一个视追求知识高于一切的人。

1946年1月，纳斯尔到新泽西州海茨敦的佩迪中学(Peddie School)开始了四年半的美国中学生涯。这所学校成立于1864年，是美国东海岸最好的学校之一，学生毕业后大多被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录取。佩迪中学是一所基督教浸信会学校。纳斯尔在此就读期间对基督教的教义和礼制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体验。他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多次与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开展宗教对话。

纳斯尔超群的学习能力再次在佩迪中学表现出来，他迅速掌握了英语，各科成绩优异，特别是数学成绩连年在全国联考中获得最高分。纳斯尔的老师们断定他应该继续学习物理学或者数学。鉴于纳斯尔的出色表现，佩迪中学授予他维克里夫奖(Wycliffe Award)。这是该校对优秀学生的最高奖励。

纳斯尔中学毕业时，向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提交了入学申请，这三所大学同时向他发来了录取通知书。纳斯尔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这所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理工大学。他为自己确立的目标是：在物理实在的层面上，获得“万物本质”的知识。1950年秋，纳斯尔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伊朗籍学生，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系集中了当时美国最有天资的一批学生，而在这些天才中间，纳斯尔表现非常出色，在大学一年级结束时，纳斯尔的成绩名列前茅。

他偏爱理论物理学和数学，但对实验类课程并不喜欢，他尤其厌烦这个学科中所充斥的实证主义氛围。纳斯尔多年来所关心的形而上问题，在这里并没有得到解答，他由此开始怀疑物理学能否回答什么是物理性实在的本质。在当代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主持的一次讲座中，罗素告诉纳斯尔和他的同学们，物理学并不关心物理性实体本身的性质，它只关心与仪表阅读(pointer reading，指专门以科学仪器上的指针与仪表为对象的读数活动)有关的数学结构，在物理学领域内不存在任何“本体性的实在论”。这个回答让纳斯尔对物理学彻底失望。但他记起父亲去世之前对他的要求：做一个自律自制的人。他继续留在物理学系学习。

对物理学的不信任让纳斯尔在18岁时出现了思想危机，虽然他没有放弃这个专业，但是他的学术志向已经不在物理学领域。这场危机没有对纳斯尔的伊斯兰信仰产生影响，但却动摇了他对生命之意义、知识之价值、寻求真理之方法等重要问题的理解。因此，纳斯尔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人文学科的阅读和研习中。

这时，他遇到了著名哲学与科学史家桑迪拉纳(Giorgio de Santillana)。纳斯尔选修了桑迪拉纳的许多课程，系统学习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也正是桑蒂拉纳向纳斯尔介绍了传统哲学代表人物传勒内·格农(Rene Guenon)的作品《印度学说研究导引》和《吠檀多论人及其生成》。除了格农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传统主义哲学家也对纳斯尔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就是斯里兰卡人库玛拉斯旺米(Ananda K.Coomaraswamy)。库玛拉斯旺米是传统哲学在美国最为有力的传播者之一。纳斯尔到哈佛大学读书之前他已不在人世，但是他的遗孀东娜·莉莎·库玛拉斯旺米(Dona Luisa Coomaraswamy)还住在剑桥城，筹备出版她丈夫的遗作。库玛拉斯旺米家中有一个书库，有关传统哲学领域的藏书量很大。在这里，纳斯尔读到了几乎所有在传统哲学研究方面的英文和法文著作。这其中包括格农、舒昂(Frithjof Schuon)、布克哈特(Titus Burckhardt)、帕里斯(Marco Pallis)、凌斯(Martin Lings)等人的著作。

纳斯尔认为，正是通过这些传统哲学家的著作，他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和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从而解决了他的思想危机。从这时起，纳斯尔获得了思想上的确定性，并将永恒哲学确立为自己的学术志向。用纳斯尔自己的话来说，这就如同从确然的知识到确然的显现再到确然的真理，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轨迹和学术生涯。纳斯尔相信，我们既可以通过心—智(heart-intellect)所得到的知识来获取真理，同样可以通过启示来获得真理。对智慧的探寻就是对存在之根本意义的理解，就是用知识来拯救灵魂。纳斯尔对传统哲学的研习将他从印度、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思想带到了中国传统中的道家思想，然后回到伊斯兰思想。这样一种融会贯通的修习让纳斯尔感觉自己回到了真正的精神之域和思想家园。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哲学，纳斯尔开始学习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以更好地掌握西方传统哲学的脉络。同时，他也到哈佛大学跟随库玛拉斯旺米的学生罗兰德(Benjamin Rowland)学习印度教和佛教艺术课程，跟随铃木大拙(Suzuki Daisetsu)学习有关禅宗思想的课程。另外，科学思想史大师柯瓦雷(Alexander Koyré)在很多讲座和私下交流中，给予了纳斯尔许多指导，让他对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的科学思想以及科学革命的哲学基础有所了解。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恩斯特·利维(Ernst Levy)在音乐学方面的指导让纳斯尔增强了对传统艺术的理解。

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纳斯尔进入哈佛大学，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纳斯尔当时对自己下一步应该学习的专业并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因此在硕士阶段他暂时选择了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并师从该领域著名教授彼凌斯(Marland Billings)和伯奇(Francis Birch)。

195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纳斯尔在哈佛大学科学史系攻读博士学位。该系由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萨顿(George Sarton)创立，学生不多但精英辈出。萨顿在伊斯兰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众所周知。纳斯尔原先准备在萨顿的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不幸的是，在纳斯尔开始撰写学位论文之前，萨顿就去世了。所以，纳斯尔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并在科恩(I. Bernard Cohen)、吉布(Hamilton A. R. Gibb)和沃尔夫逊(Harry A. Wolfson)三位教授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

纳斯尔在求学期间，遍访欧洲各国。他曾拜访和会晤过许多在哲学方面、特别是在伊斯兰思想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如玛西格农(Louis Massignon)、伽登特(Louis Gardet)、诺斯罗普(Filmer S. C. Northrop)、科尔宾(Henry Corbin)、贝格尔(Gaston Berger)、巴赫拉德(Gaston Bachelard)、马塞尔(Gabriel Marcel)、维特(Gaston Wiet)、比奇(Charles Puech)、孟纳斯(Jean Pierre de Menasce)、本弗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阿纳尔德茨(Roger Arnaldez)、卡亨(Claude Cahen)和拉扎德(Gibert Lazard)等人。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传统学派的学者们，包括舒昂、布克哈特、帕里斯、凌斯等人，他与这些学者建立了终生的学术友谊。

1957年和1958年的夏天，纳斯尔是在摩洛哥度过的。在这里，纳斯尔全身心地投入了苏菲功修之中，拜师于艾哈迈德(即舒昂)所立的玛亚米耶(Maryamiyya)门下，玛亚米耶的传统可以上溯到沙孜林耶(Shadhiliyyah)及其分支德加维耶(Darqawiyyah)和阿尔及利亚苏菲大师阿拉维(Shaykh Ahmad al-Alawi)所立的阿拉维耶(Alawiyyah)。在伊斯兰传统的基础上，纳斯尔致力于在希腊传统、基督教传统、印度教传统、佛教传统、秘传犹太教传统、祆教传统等世界各大传统中，寻求真正的智慧。

自此以后，纳斯尔为自己的学术事业确立了以下几个目标：深入研究传统形而上学的各个维度;了解近代西方科学之外的其它自然科学和宇宙论;建立一套真正从内部来研究伊斯兰科学和伊斯兰哲学的方法;对包括苏菲行知、哲学、艺术和科学在内的整个伊斯兰思想传统进行复兴;从伊斯兰思想传统的角度对西方哲学进行审视和研究;在思想意义和哲学意义上对东方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进行讨论。可以说，纳斯尔一生的哲学追求在哈佛求学时期就已经定型了。

1958年，年仅25岁的纳斯尔以《伊斯兰思想中的自然概念》为题的论文申请博士学位，并成为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伊朗籍博士。后来，这篇论文以《伊斯兰宇宙学说导论》为题出版。除了博士学位论文之外，纳斯尔在哈佛期间还撰写了一部有关伊斯兰科学史的著作，此书后来以《伊斯兰科学和文明》为题于1968年由哈佛和新美文库出版。获得博士学位后，纳斯尔放弃了留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机会，于1958年秋回到伊朗。

返回故乡后，纳斯尔在德黑兰大学文学院担任哲学和科学史副教授，主要讲授科学史和古希腊哲学，并在30岁时就成为德黑兰大学最年轻的全职教授。当时伊朗的人文学科研究主要是在近代欧洲大陆学术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这种倾向在德黑兰大学同样明显。在哲学教学中，纳斯尔开始对这种倾向进行纠正。首先，他坚持加强伊斯兰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将“伊斯兰哲学与文化”开设为博士生的公共必修课，并以此作为学习其它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基础。同时，他还将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范围扩大到现象学和分析哲学。此外，学院对东方哲学特别是印度哲学更加重视。由此，德黑兰大学的哲学研究水平在伊朗国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唯一一个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高校。纳斯尔对哲学教学和研究的改革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已成为当今伊朗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在伊朗工作期间，纳斯尔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他以波斯文修订了博士学位论文《伊斯兰思想中的自然概念》，并获得伊朗皇家图书奖。此外，他还对伊斯兰哲学和科学的一些基础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编辑。他在威廉姆·柴悌克的协助下，完成了3卷本的《伊斯兰科学藏书志》。他以英文写作的代表性著作有《穆斯林三贤哲》(1962年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系列讲座稿)和《伊斯兰的理想与现实》(1964-1965年贝鲁特美国大学阿加汗讲座稿)。这两部著作是纳斯尔被翻译次数最多的著作。同时，纳斯尔于1966年应邀主持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讲座，并撰写了《人与自然——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此书从哲学和宗教的深层次因素出发，对环境危机问题进行了讨论，被称为最先预言全球生态危机的著作之一，先后被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波斯尼亚文和土耳其文。另外，他还撰写了《从伊斯兰看现代人的困境》、《苏菲论集》、《萨德尔·丁·设拉子的超验哲学》、《伊斯兰科学与文明》、《伊斯兰科学图解研究》等著作。

除了教授和研究者这两个身份之外，纳斯尔还兼有教育家的身份。自1968年起，纳斯尔担任德黑兰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又担任副校长。1972年，纳斯尔被任命为阿雅梅赫尔大学校长，该校号称“伊朗的麻省理工学院”。作为一名教育家，纳斯尔还组织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包括传统建筑、传统医学和伊斯兰教育国际研讨会。同时，他还积极向西方世界宣传伊斯兰文明成就，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在伦敦科学博物馆举行的首届伊斯兰科学展，以及同年他和布克哈特等人监制的BBC六集系列片《传统伊斯兰世界》，至今仍为西方许多大学作为教学片使用。

纳斯尔认为，他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到伊朗之后，并不意味着完成了学业，而是开始了自己在伊斯兰哲学方面的再教育过程。他相信，真正口传式的伊斯兰智慧只有得到传统大师们的亲传才能得到。他遍访伊朗传统智者和苏菲大师，向他们求知问道。这些人包括：阿萨尔(Sayyid Muhammad Kazim‘Assar)、哈伊瑞(Hadi Ha’iri)、卡兹维尼(Sayyid Abu’l-Hasan Qazwini)、库姆沙伊(Mahdi Ilahi Qumsha’i)、穆斯利赫(Jawad Muhlih)、沙巴伊(Mahmud Shahabi)、沙冉尼(Abu’l-Hasan Sha‘rani)、马莱克尼亚(Hajj Maleknia)、努尔巴克赫什(Jawad Nurbakhsh)、哈伊达尔(Mulla Hubb-i Haydar)等。除了这些年长的学者之外，纳斯尔还与一些青年学者如穆塔哈瑞(Murtada Mutahhari)、艾什提亚尼(Sayyid Jalal al-Din Ashtiyani)、亚兹迪(Mahdi Hairi Yazdi)等人过从甚密。这些学者后来都成为伊朗和西方知名伊斯兰思想家，对伊斯兰哲学的复兴贡献卓越。

在伊朗工作和生活的20年间，纳斯尔本人的学术影响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扩大。他曾访问过巴基斯坦、摩洛哥、黎巴嫩、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瑞士、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奥地利、希腊等国，与各国一流哲学家和思想家会面，在各种高水平讲座上发表演讲，同时在国外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学术地位不断提升。1962年，纳斯尔访问哈佛大学开设讲座，他的朋友和老师们对他极力挽留，而哈佛大学也早就对这位杰出校友虚位以待，但纳斯尔表示自己还是更适合在伊朗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7年，印度著名政治家和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从剑桥大学史博定比较宗教学教授席位退休，史博定基金会主席的位置也将纳斯尔列为第一人选，剑桥大学力邀纳斯尔加盟，但纳斯尔依然婉言谢绝。

1973年，纳斯尔被选为国际哲学研究学会理事。此后不久，纳斯尔开始筹建伊朗皇家哲学院，他聘请一批伊朗哲学学者和国外学者为哲学院理事会理事。1974年，纳斯尔被任命为伊朗皇家哲学院院长。在他主政期间，哲学院出版了波斯文、阿拉伯文、英文著作50多种，同时创办多语种学术刊物《永恒智慧》。1975年，国际哲学研究学会在伊朗马什哈德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这是该组织第一次在伊斯兰世界举行国际性学术活动。会议主题为“哲学自身的意义与逻辑在哲学中的运用”，此次会议标志着世界哲学研究在议题、目标、方法的一个重要转折。此后，纳斯尔又被选为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理事。这也标志着他的学术地位在国际上受到了普遍的承认。

20世纪70年代后期，伊朗政治局势开始动荡不安。法拉赫王后任命纳斯尔为特别办公室负责人，负责处理国家文化事务。由于时局复杂，纳斯尔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成为伊朗当时最重要的职务之一。此前纳斯尔专心于学术和教育活动，他曾拒绝过政府最高负责人等多项政治性任命。但此次由于情况特殊，他不得不涉及一些政治性事务，从而被卷入政治风波之中。1979年1月，纳斯尔代表伊朗参加在东京举办的波斯艺术展开幕式。1月6日，纳斯尔先和妻子及女儿前往英国，准备在伦敦为女儿找一家学校读书，然后再飞往东京参加活动。在伦敦时，日本政府通知纳斯尔展览推迟。而后法拉赫王后又通知纳斯尔，她准备和国王前往开罗，需要纳斯尔陪同。所以纳斯尔一直在伦敦候命，没有返回德黑兰。随后，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纳斯尔由于身份特殊而有国难回，他只能与家人继续留在伦敦。

在伦敦两个月之后，美国犹他州大学向纳斯尔发函，邀请他在该校担任访问教授，纳斯尔就此开始了旅居美国的生涯。他借用伊斯兰哲学光照学派奠基人苏赫拉瓦迪(al-Suhrawardi)的著作《西方放逐记》(al-Ghurbat al-qharbiyyah)，将自己的旅美生涯称作“西方的放逐”(The Occidental Exile)。1979年夏天，访问教授任职到期，犹他大学、坦普尔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同时聘请他为全职教授，纳斯尔最终选择了坦普尔大学。

在纳斯尔离开伊朗之前，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吉福德讲座就已向纳斯尔发出邀请。该讲座因吉福德爵士(Adam Lord Gifford)而得名，由格拉斯哥、阿伯丁、爱丁堡和圣安德鲁斯这四所苏格兰最主要的大学轮流举办。讲座主持人一般都是在哲学、神学和宗教学等领域享有较高地位的学者，例如我国学界所熟知的缪勒(F. Muller)、詹姆斯(W.James)、柏格森(H.Bergson)、汤因比(A.Toynbee)、吉尔松(E.Gilson)、阿伦特(H.Arendt)、希克(J.Hick)、乔姆斯基(N.Chomsky)、博兰尼(M.Polanyi)、赖特(G.von Wright)、艾耶尔(A.Ayer)、麦金太尔(A.MacIntyre)等人，而纳斯尔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穆斯林学者。他在伊朗就开始准备此次讲座，但随后发生的政治风波让他的讲座大纲和资料丧失殆尽。

来到美国之后，纳斯尔开始重新准备吉福德讲座。由于他的出众才华和惊人的记忆力，以每周一章的速度，在两个半月内完成了全部讲稿，而写作过程主要是他在来往于工作地费城和居住地波士顿之间的旅程中完成的。纳斯尔后来回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写作如同天赐之礼降临于他，在他心中清晰成形，各章内容毋需任何停顿或犹豫，似奔涌之流连绵不断地完成。1981年春，纳斯尔以“知识与神圣”为题进行了吉福德讲座。当年，同名著作出版，在东西方学术界都产生了极大的轰动，纳斯尔也由此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伊斯兰思想家。例如，中国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刘述先先生对纳斯尔的评价是：“他对神圣体知的深刻，在当世已罕见其人”。

1982年，纳斯尔受邀参加“气势恢宏、包罗万象的国际性出版计划”(杜维明语)——《世界精神性全书》的编撰工作。该百科全书由美国福特汉姆大学的天主教神学和哲学家卡辛斯(E.Cousins)教授主编，共分27卷，参编者均为当今世界宗教学与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包括武内义范(T.Yoshinori)、沃勒尔(R.Waller)、格林(A.Green)、斯瓦拉曼(K.Sivaraman)、奥卢普纳(J.K. Olupona)、奈斯(P.V.Ness)、阿姆斯特朗(A.H.Armstrong)、布朗(J. E.Brown)、卡曼(J.Carman)、伊利亚德(Eliade)、费福瑞(Faivre)、吉尔奇(L.Gilkey)、麦克金(B.McGinn)、迈恩多夫(J.Meyendorff)、尼德尔曼(Needleman)、潘尼卡、佩里坎(J.Pelikan)、沃林(Whaling)、杜维明等人。他们都是对其所研究的宗教传统的精神性层面有实践体验和独特领悟的权威。纳斯尔在其中负责编写《伊斯兰精神性全书》(两卷本)，并先后于1989年和1991年出版。

1984年，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同时邀请纳斯尔担任伊斯兰研究的教席。纳斯尔认为，常春藤联盟的大学教席杂务繁忙，而华盛顿特区的环境更适合他居住，加之他的许多伊朗朋友都定居于此，所以他放弃了耶鲁大学的邀请，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特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一般为某大学的象征性学术人物)。在华盛顿大学，他除了讲授伊斯兰研究课程之外，还开设了永恒哲学、宗教和科学、人与环境、神秘论比较等课程，门下学生多以伊斯兰思想研究为主。同时，纳斯尔笔耕不辍，撰写和编辑著作有《宗教与自然的秩序》、《伊斯兰艺术与精神性》、《波斯的伊斯兰思想传统》、《波斯哲学文选》(3卷本)、《追求神圣》、《舒昂经典文选》、《现代世界中的传统伊斯兰》、《青年穆斯林如何认识现代世界》、《伊斯兰哲学史》(与奥利弗·利曼合编)、《对神圣科学的需要》、《自始至今的伊斯兰哲学：天启之国的智慧》等。

为了鼓励各国学者对世界各大传统思想进行研究，纳斯尔与史密斯(Huston Smith)、摩尔(Alvin Moore)等人共同在华盛顿大学建立了“传统研究基金会”，纳斯尔担任主席。基金会创办了学术刊物《智慧》。这是世界上讨论传统思想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除学术领域之外，纳斯尔在西方政治界和媒体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多次邀请纳斯尔参加宗教和平学术研讨会。美国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认为，当前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进行对话，纳斯尔应该是上佳的特使候选人。由于纳斯尔的这种重要影响力，柴悌克、劳德(P. Laude)和艾哈迈德(Akbar S. Ahmed)等人把他称为“伊斯兰在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代言人”。作为伊斯兰思想家，他在宗教对话领域与约翰·希克(John Hick)、汉斯·昆(Hans Kung)等人进行了多次对话，土耳其学者阿斯兰(Adnan Aslan)的著作《基督教哲学和伊斯兰哲学中的宗教多样论：希克和纳斯尔的思想》就是对这一工作最好的说明。

由于纳斯尔在学术领域尤其是伊斯兰哲学领域的杰出贡献，2001年，在哲学界享有盛誉的“在世哲学家文库”经过八年的精心准备之后，专门编辑出版了《纳斯尔的哲学》一书。该文库由施尔普(P.A.Schilpp)在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创办，自1939至2009年的70年间，该文库共为编辑出版时在世的32位哲学家制作了专集，纳斯尔则是入选其中的第一位伊斯兰哲学家。由于入选的学者均为世界一流哲学大师，“在世哲学家文库”第三任主编奥克希厄(Randall E. Auxier)认为，诺贝尔奖没有为哲学设立奖项，但成为“在世哲学家文库”的人选，或者主持过“吉福德讲座”，是一个哲学家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而纳斯尔先生两项兼得，这不仅在伊斯兰思想家中无人能出其右，当今世界获此殊荣者也寥寥无几。

同年11月，纳斯尔的三代弟子齐聚一堂，在华盛顿大学为他举办了荣誉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知识的灯塔”(Beacon of Knowledge)是对纳斯尔一生“传道授业解惑”工作的最好总结。2007年，纳斯尔的得意门生柴悌克编纂了《纳斯尔经典文选》。著作出版后，学界和媒体好评如潮。现择其要摘录于下：“纳斯尔是伊斯兰研究领域中活生生的传奇”(《出版家周刊》);洛佩兹—巴拉尔特(Luce López-Baralt)认为：“纳斯尔是伊斯兰和苏菲行知的一流权威，同时对东西方的哲学和宗教思想都稔熟于心。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纳斯尔的智慧”;哈姆扎·优素福(Hamza Yusuf)认为：“纳斯尔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在这个缺乏智慧的年代，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贤哲”;哈克(Inamul Haq)认为：“纳斯尔是少数几位能将近代西方知识与传统伊斯兰研究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布兰克(Carmen Blacker)认为：“纳斯尔教授的智慧涵盖着广袤精深的哲学和宗教知识，这不仅使他阐明了我们为什么会陷入当下的困境，而且引导我们重新发现了人、自然与神之间真正和谐的世界观”。

应特别强调的是，纳斯尔一直与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纳斯尔积极推进伊斯兰传统与世界其它文明传统之间的对话，其中他与杜维明先生共同倡导的“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对话”或“回儒对话”可以被视为全球文明对话的范例。纳斯尔与杜维明相识于1971年在印度马德拉斯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至今为止，他们之间的友谊维持了40年。1993年，纳斯尔和杜维明一起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参加学术会议，会议期间，杜维明交给纳斯尔一份未刊稿，题为《文明的冲突》，作者为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杜维明告诉纳斯尔，这篇论文同时也是一个行动计划。纳斯尔读后大为震惊，他决定和杜维明联手推动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对话，用实际行动反驳所谓“文明冲突论”。此后不久，纳斯尔在马来西亚举办的一次论坛上，公开驳斥了“文明冲突论”。1995年，在纳斯尔的学生巴卡尔(Osman Bakar)的筹备下，在吉隆坡举办了首届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对话会议。2000年，哈佛大学再次以此为主题举办会议。之后，中国大陆的南京、昆明、银川又相继举办了三次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1月，纳斯尔参加“北京论坛”，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天、地、人和谐及不同文明的和谐》的主旨报告。同时，他与杜维明在北京大学以“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对二十一世纪人类困境的回应”为主题进行了讨论，并共同参加了CCTV第9频道的《对话》节目，两人就“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发表了深刻见解。此外，纳斯尔还参加了多次座谈会，阐发了他的文明对话理念。在论坛举办期间，纳斯尔应邀加入北京论坛学术委员会，并担任北京论坛学术顾问。

最后，我们用纳斯尔思想自传中的一段话结束对他的介绍：“如果有人要问我思想生涯的中枢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说：对知识的追求。就原则层面而言，我在20多岁时获得的思想确然性和对本体性质的洞察，至今依然保持。而就对这些原则的应用并在某种‘存在’方式中予以深层次的实现和实践层面上而言，我始终如一地追求着更为宏大的知识，用伊斯兰传统的祈求辞来说，我内心深处的祈愿是：‘我的主啊!求你增加我的知识’。这种知识能让我们从今世存在的束缚和缺陷中得以解脱和拯救，而对这种知识的追求至今主导着我的精神生活，对我所有的奋斗来说至关重要。”

(作者系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L.E.Hahn,R.E.Auxier,L.W.Stone,Jr.The Philosophy of Seyyed Hossein Nasr[M].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2001:3-85.

2.Knowledge is Light: Essays in Honor of Seyyed Hossein Nasr[M]. Chicago: ABC International,1999:9-32.

3.“A Biography of Seyyed Hossein Nasr”(http://www.nasrfoundation.org/bios.html).

(原载《中国穆斯林》2010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