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中国本土化进程中，及至明清之际，在中国内地回族等穆斯林社会形成了以经堂教育体系的普遍建立和“以儒诠经”为两大标志的文化自觉运动。在此文化运动中，形成了以胡登洲为代表、以经堂教育为核心辐射整个西北的陕西学派(陕学)，以常志美为代表辐射华中、华北、东北地区的山东学派(鲁学)，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影响全国的金陵学派，以马注、马复初和马联元为代表辐射西南、东南及东南亚、南亚的云南学派(滇学)，以及陕甘、山东和云南三大伊斯兰经学教育中心。四大学派都滥觞于陕学，都以陕学为渊薮，但又独辟蹊径，各自发展，自成一体——陕学专注于伊斯兰经堂教育，致力于经汉两通“博而专”的经学人才培养，述(教学)而不作(著述);鲁学在教学中强调对伊斯兰“经、训”的“熟而精”的同时，更重视波斯文伊斯兰教典的传习，且述且作，留下多部波斯文语法修辞著作;金陵学派专事于伊斯兰教义教理与儒家义理的比照通释，以儒(宋明理学)诠经，系列“汉克塔布”刊布风行，影响全国;滇学不仅全面继承陕学、鲁学和金陵学派三家之长，其代表性经师马复初、马联元师徒还朝觐天房，游学天方，及时吸纳当时中东和南亚伊斯兰世界最新思想学说，既述且作，绵延三百余年而不辍，由此形成各自鲜明特色的四大回族伊斯兰文化圈，共同建构起中国内地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与学术体系。金陵学派与云南学派的王岱舆、马注、刘智三位回儒大师相继开启的“以儒诠经”文化运动，历明而清，从教义学理上完成了伊斯兰教与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文化的通诠与融合，标志着伊斯兰中国本土化的成功。本文拟从这两大学派代表经师之间的学术交流，云南学派对金陵学派“汉克塔布”学术传统的继承发展、典籍刊行情况，进行扼要之梳理，以展示彼此之间的渊深关系。

一、马注与金陵学派经师的交往

马注是云南学派的第一人，他于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出生在滇西金齿(今保山)一户传统的回族穆斯林书香世家，字文炳，号仲修，伊斯兰经名郁苏馥，人称仲翁马老师，父亲马师孔，秀才出身。据其《清真指南·郁苏馥传》记载，他是元代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的第15世孙，而赛典赤则是伊斯兰先知圣裔，故自称为“西域大圣人穆罕默德四十五代孙，阿丹九十五辈裔也。”①马注幼孤家贫，靠慈母吴氏耕织为生。稍长，与兄马渥受业于其父好友同郡张世明(号虚白)先生门下，攻读传统儒学，笃志好学，十六岁就取得秀才功名。明永历丁酉年(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永历帝朱由榔流亡云南，在滇中建立南明小朝廷，马注以“经济之才”见称于时，经人举荐进入南明朝廷任中书，旋改锦衣侍御。清顺治十六年(1659)，吴三桂所部清军攻克云南，永历帝遇害。马注时年20岁，赋闲省城，以诗文写志，著诗文集《樗樵录》(已佚)，自谓“其意远，其词悠，其情旷，其志坚……俯仰上下，抑扬古今。”②康熙四年(1664)，马注游学武定，设馆执教，躬耕自食，学业精进，弟子日盛，著有两卷政论文集《经权》(已佚)，并与滇中名士何观五(字兴文)交游。康熙八年(1669)，他目睹吴三桂拥兵自重图谋割据，预感云南将有剧变，于是离滇北游，历黔入楚，过中山(河北定州)而抵燕京，得宗王知遇，入宗王府任教席，专讲儒家心性之学，从之者日众。③这是马注的第一阶段游学生涯，以传统儒家学说为主攻方向。

清初的国都北京，时值康乾盛世，各类学者云集，伊斯兰经师和回儒高士也不少。年过而立的马注，在宗人府讲学之余，专注于阿拉伯与波斯文伊斯兰典籍的研习，开始由儒学转向伊斯兰教的研究。关于他的学习成长历程，在其《清真指南·自叙》中有清晰介绍：“余早年幼失经训，二亲早捐。十五而业文章，学为经济。二十而涉宦途，游情诗赋。二十五而访道德，锋棒禅玄。三十而著《经权》，期留青史，亦已编成书，自谓修齐治平，得其至理。及三十五而访闻经教，知天命之从来，日夜钻研，始觉前辙茫然，身心无济，于是，因闻得悟，领诲明师，或见或闻，著为《指南》一集。”④《清真指南》一书，“十万余言，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天地之秘，神鬼之奥，死生之说，巨细隐显，集群经而摘其粹……书成以示知音，进教者日继。”⑤《清真指南》前八卷成书于马注客居北京的康熙癸亥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时年44岁。 ⑥翌年(1684)九月，马注因屡次上疏，欲呈御览，以期康熙帝能够效法明太祖朱元璋等前朝明君做法，降旨褒扬其先祖元咸阳王赛典赤及伊斯兰教而未果， ⑦遂挈妇将雏，“泛长江，过东鲁，由吴越，度中山，绕秦蜀而归滇。”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二阶段“遨游海内，访名师于天下”的“二十余年海上游”的游学生涯。⑧

游学是古代学人提升自身学问修养的最佳路径，作为明末清初回回大儒之一的马注，亦不例外。可以说他的《清真指南》的理论成就，既得益于他出身云南咸阳王赛典赤圣裔世家的家学渊源，更得益于他两度游学中遍访天下回儒名师的交游积累。《清真指南》卷一收录了马注匍匐归滇南途中回族经师学者赠题的22首《海内赠言》诗。这组赠诗的作者可分为两类——当时各省著名的伊斯兰经师和回儒兼通的回族学者，诗歌不仅记载了各省经师学人对马注以儒诠经巨著《清真指南》的高度评价，同时还为我们留下了马注与各省回族学者交游的概略。在马注曾经交游过的这22位同时代经师学者中，从籍贯来看，共有来自安徽、山东、江苏、北京、湖南、湖北、陕西、四川、云南九省，其中来自江苏扬州和金陵的经师学者就有马之骐、郑士昌、古之瓒、刘三杰、袁汝琦、杨天虬等六位，他们都可以归在“金陵学派”麾下，占去马注整个交游经师学者的近三分之一。

马之骐，字仲敏，为清初金陵伊斯兰经师，与马注有交游往来，曾为马注题诗七律两首，自署为“金陵明经”，其一曰：“六书聊倩译清真，钳舌相看不易陈。故掷夭桃泄春意，欲通消息捕鱼人。理当至妙书须火，毒雾犹蒸可废针。从此石开衡宝焰，太阿专待客来寻。”其二曰：“孤另无干曰清真，却于数一示机权。双池宝砚开能有，一滴生泉宠圣贤。大笔运时妍媸备，妙灵鉴日鬓眉全。明明绮蹙两乾坤，几个人窥半点玄。”⑨第一首诗盛赞《指南》宏旨，在第二首诗中则将马注列为“圣贤”，对马注及其《清真指南》给予高度评价。马之骐生平事迹无详考，马承荫在《清真指南·序》中曾提到马之骐，清人赵灿《经学系传谱》中无载，只在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卷三十五《马注》条中简单提到“之骐，字仲敏”。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2000年编印的《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一书，以及《中国回族大词典》《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等辞书上亦无载，待考。

郑士昌与郑之璧，从姓氏和题诗内容来看，疑为明末清初之际江苏南京和湖北江陵的郑和之后，故他们与马注同属于元代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后裔，可能是马注南归途中在江南要重点探访的赛典赤滇阳侯后裔。⑩但笔者检索《咸阳世家宗谱》《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等书，此二人的姓名生平事迹都不见记录。郑士昌在题诗上自署“金陵博文”，其七律赠诗曰：“文章海内几如君，标旨天经阐静真。倚马才名开后学，图麟家世绍前勋。一帆短棹君程远，万里遐思我梦频。归到故园衡泌乐，莫辟锦字寄江陵。”对马注的《指南》奥义、经学才华、圣裔家世等，褒奖有加，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郑之璧先生系江陵(湖北荆州)回族学者，他的七律题诗上自署“江陵八十翁”，其赠诗曰：“江南客送滇南客，情意相投不忍别。嗟我已如草上霜，盼君自是天边月。情言不尽再行行，血泪难收空默默。莫遣浮云锁翠微，行旌闪处肠千结。”抒发了这位耄耋老人送别马注一家时怅然别意。

古之瓒，字凤仪，系清初广陵(江苏扬州)回族伊斯兰经师，生平事迹亦不详，其七律赠诗上自署“广陵明经”，诗曰：“历尽名区独著书，笔端锋誉满皇都。裁成子弟中原满，散尽文章腹未虚。岂是乡关无乐土，却缘知故尽鸿儒。”此诗盛赞马注历尽海内，交游鸿儒，满腹经纶，独著《指南》，桃李遍中原，伊斯兰学问高深，文章誉满皇都。

刘汉英，字三杰，系清初南京著名回族伊斯兰经师，“深于天人性命之旨”，金陵学派与王岱舆同时期的学者，刘智之父，著有《清真教说》，生卒事迹欠详。马注南归途中客居南京，曾与他密切交流切磋伊斯兰学问，而他与马之骐、古之瓒一道，曾应邀为马注校阅刊印《清真指南》，深受马注经学思想影响。他为马注《清真指南》写有一首七律赠诗，诗下自署“上元广学”，诗曰：“二十余年海上游，上方烟雾掌中收。闲探日月囊中物，笑指乾坤水上沤。天国已闻传妙偈，人间何羡有千秋。南针不向迷人指，愧杀无缘空白头。”这首赠诗概括了马注的游学生涯，皓首穷经，究天人之际，通晓天方伊斯兰哲理，撰成巨著《清真指南》的经过，对《指南》一书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对马注深表景仰。而马注客居南京认识刘三杰经师时，金陵学派的后起之秀刘智介廉尚未出生。

袁汝琦，字懋昭，系清初金陵著名回族伊斯兰经师，生卒事迹欠详，乃刘智的老师。马注客居南京时，彼此交流甚多，曾为马注题写赠诗，自署“金陵明经”。诗曰：“先生明月腹中藏，照尽妍媸未损光。只为乾坤纯黑暗，故随天毂出东皇。光分日耀星辰灿，职任丹青草木芳。此过金陵沾晚照，余辉不记有沧桑。”盛赞马注《指南》的经学造诣、解经进疏的胆识，感慨相见恨晚。

杨天虬系清初广陵(扬州)回族学者，生卒事迹欠详。马注南归途中曾与他有过交往，《清真指南·海内赠言》中留有他写的一首七律赠诗，自署“广陵后学”。诗曰：“折柳登程傍晓堤，樵楼更罢曙星低。愁听画角均成梦，笑聚青萍又解携。出浦棹声空外杳，隔江帆影雨中迷。知音此别程程远，水赴东南月度西。”抒写了他与马注柳堤晓辞时的情景与心境——樵楼星低，细雨蒙蒙，彼此执手，离愁萋萋，折柳相送，桨声渐杳，帆影远逝，感慨知音此别，从此水月东西。

从上述这组金陵学派经师学者留下的赠诗中，我们可以窥知马注与金陵学派当时的这批回族学者们的深情厚谊。

马注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离京南归，先到山东，再到江苏、浙江，途中在南京居留的时间，虽然在《清真指南》中没有具体记载，但根据其行程推算来看，当在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1685-1686)，然后再辗转入秦，客居西安，探访传说中的先祖赛典赤·赡思丁在浐河之滨的陵墓而未果，复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秋，离开西安，进入川西阆中，于次年(1688)二月动身，经成都返回故里云南。

金陵学派创始人王岱舆的著作思想也对马注产生过重要影响。根据相关史料记载，马注客居北京宗王府期间，寓居北京朝阳门回族马思远经馆的金陵学派的创始人王岱舆经师已在北京归真多年。云南学派与金陵学派的这两位经学大师生前虽然未能晤面，但王岱舆的著作《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和《希真正答》，当时已经在北京地区回族社会流行，马注一定认真研读过，故在《清真指南·自叙》中，马注曾高度评价王岱舆先生及其《正教真诠》一书：“岱舆王先生奋起吴俗，惧道不彰，著为《真诠》一集，可谓清夜鸣钟，唤醒醉梦;苦药针砭，救济沉珂。”这是两位回儒大师经学思想交流借鉴的明证。

二、云南刊刻的金陵学派著作

云南学派由马注巴巴肇其端，马复初巴巴奠其基，马联元巴巴继承弘扬，一脉相承，在1949年之前，共有五代经师的世系，而马联元经学世家则传承至今。马注以《清真指南》名满天下，成为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四大著名经师之一，马复初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朝觐游学天方十余国，历时八载，涉及学科之多，天方之学造诣精深，论著、译著、编著近百种，流传至今的有39种之多，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回族伊斯兰教经师中“百科全书式学者”。他们汉阿并授，既述且作，在开经馆进行经堂教育培植伊斯兰经学人才的同时，又致力于“以儒诠经”的编撰翻译，刊印他们自己和金陵学派著名经师的代表性著作，从而使得云南学派能够海纳百家精髓，成为中国伊斯兰经学四大学派中的集大成者，经学薪火，绵延三百余年，迄今未断。其中从马复初开始，就全面继承了马注和金陵学派的以儒诠经传统，在他独自创新的同时，始终从两大方面来继承和弘扬金陵学派王岱舆、刘智二位大师的经学思想。其一，编纂摘要或用阿拉伯文重新诠释金陵学派代表经师王岱舆、刘智的主要“汉克塔布”典籍;其二，主持刊刻金陵学派经师的汉文经典，俾之广为流传。具体情形如下：

马复初纂辑刊刻的金陵学派经师著作：

《实录宝训》二卷。这是马复初根据刘智先贤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书内容，结合其他圣传资料重新编纂的一部劝化穆斯林敬主、修身、处世、做人的格言集。成书于清朝咸丰八年(1858)，同年在昆明木刻刊印，板片今存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藏经楼内，云南回族民间有流传。

《本经五章译解》阿拉伯文本一卷。系马复初用阿拉伯文对金陵学派经师刘智《天方性理》《本经》五章的译解，成书于“至圣迁都一千二百八十四年”(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同年在昆明木刻刊印，板片今存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藏经楼内，云南回族民间有流传。

《天方三字经》一卷。刘智编撰，马复初续刊于清朝咸丰八年(1858)，木刻印本，板片今存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藏经楼内，云南回族民间有流传。

《天方春秋》(又名《尔勒璧春秋》)。刘智翻译，马复初校，马安礼作序，系清代回族经师编纂的伊斯兰先知传略，成书于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同年在昆明木刻刊印，板片现存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藏经楼内，云南回族民间有流传。

《天方性理》木刻本六卷。“金陵刘介廉纂述”，马复初于同治癸亥年(同治二年，1863年)木刻刊印于昆明，是为“滇南藏板”。板片今存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藏经楼内，云南回族民间有流传。

《天方典礼》木刻本六卷，“金陵刘介廉纂述”，马复初于清朝同治壬戌年(同治元年，1862年)于昆明重刊，是为“滇南藏版”。板片今存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藏经楼内，云南回族民间有流传。

马如龙刊刻的金陵学派经师著作：

王岱舆著《真诠要录》木刻本两卷。清光绪朝云南军门提督马如龙重刊于同治三年(1864)，板片现存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藏经楼内，云南回族民间有流传。

马联元纂辑刻印的金陵学派经师著作：

《天方三字幼义》木刻本一卷。金陵刘智介廉著，“滇南后学马联元致本较正资刻”，刊印于清末光绪年间，板片今存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藏经楼内，云南回族民间有流传。

《性理微言》阿拉伯文本。系马联元经师用阿拉伯文对刘智《天方性理》之《本经》五章的重新诠释，成书于清末光绪年间，木刻刊印，板片今存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藏经楼内。刻本云南回族民间有流传。此经还曾随马联元经师二度赴天方朝觐客居印度讲学期间，在印度北方邦坎普尔(Kanpur)和孟买(Bombay)均有印本流传。

结 语

如前所述，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三大教育中心与四大学派的形成，标志着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基本完成。该过程始于明朝中叶的万历年间，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国时期，持续至少在三百年以上。我们今天可以从经堂教育与学术研究这样两个维度对其进行总结：由陕学鼻祖胡登洲开创，山东和云南继承并发扬光大，将伊斯兰教育传统与中国儒家书院私塾有机结合起来的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形成了陕西、山东和云南的三大经堂教育中心，使得伊斯兰经学传承薪火不熄，为散布在广袤华夏大地上的回回民族源源不断地培养输送着数以千万计的阿訇掌教人才，维系着整个回族社会的教门根基。学术研究就是“以儒诠经”，主要由金陵学派与云南学派数代经师们所开展。金陵学派的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刘智，云南学派的马注、马复初、马开科、马安礼和马联元等，成为“以儒诠经”的代表学者，他们学通回、儒、释、道、耶五教，被后人亲切地尊称“回儒”。他们“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根据丰富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伊斯兰元典教义，用中国主流社会士大夫阶层所熟悉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和部分道教与佛教的概念、范畴、语汇和术语，来诠释伊斯兰教教义、教理和教法，创建出一个全新的中国伊斯兰哲学思想体系。这些回儒大师或出身于伊斯兰经学世家，或出身于攻读汉文儒学的书香门第的秀才举子，都精通天方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而又能娴熟地使用优雅的古典汉语，或著或译，留下近三百种“汉克塔布”。事实上，“经堂教育”与“以儒诠经”，互为因果，相得益彰，犹如中国伊斯兰教及其文化发展传承中的两条平行轨道，共同支撑着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列车的前行，彻底改变了元末明初以来回族社会生存中面临的“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严峻局面。

外来哲学思想、宗教文化的中国本土化从来都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印度哲学、南亚佛教、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此，伊斯兰教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例外。值得思考的是，随着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急遽而深刻的变化发展，中国穆斯林的生存与发展再次面临新的挑战。未来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如何发展，我们应当如何汲取古人应对民族生存危机时的思想智慧，云南学派与金陵学派回儒大师们所成功开展的“以儒诠经”的中国化路径，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汉克塔布”中的丰富思想，以及两大学派历史上的始终保持密切交流与互惠互鉴的宝贵经验，都值得我们继承与弘扬。

(作者姚继德系云南大学教授，姚子雯系马来亚大学硕士生，原文刊《中国穆斯林》201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