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坚先生于1906年出生在云南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先后求学于清真寺的经学堂、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昆明明德中学，还去宁夏固原在虎嵩山阿訇门下学习。后来又到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师从达浦生、哈德成、王静斋等学者。1931年，作为中国第一届留埃学生团赴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并立志终身追求两件工作，一是精通阿拉伯语后在国内传布阿拉伯语;二是翻译和注释《古兰经》。①马坚的追求，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

马坚的学术成就，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国穆斯林，尤其是云南回族穆斯林的学术传统，他们既要研究教典，又要学习汉文化②。回族知识分子对自我具有清醒的认知，尤其对于回族知识青年应具备的修养及使命与责任具有深刻的认识。例如，刘山、马心泉、马元义等人一致认为“高尚的志趣、广博的知识、积极奋进的精神是伊斯兰新青年必须具备的基本修养”③。同时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一员，回族知识分子不仅钻研本民族的文化，而且重视对中华传统经典的学习和解读。学习的目的除了适应社会发展外，还为了更好地进行自我表达。马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也是当代伊斯兰文化中的一颗引人注目的巨星，一生硕果累累。“可以说，马坚是第一个以完整的身份登上主流文化舞台，并保持了完整的身份参与体制内学术建设的穆斯林知识分子”④。马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回回民族的“自我表达”和与他者的“文明对话”，这也是几代回族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追求。

一、文化自觉：反思民族教育，促进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陕西经学大师胡登洲创办回族经堂教育，对中国穆斯林文化教育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传承至今，并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自民国以来，回教有识之士，深信回教的寺院教育尚不能满足新时代的要求，乃于宗教学校外，另设普通小学，而于宗教学校内，添设国文、史地、博物、数理化、公民等科⑤。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本民族积贫积弱、独善保守等群体性症状，以及传统的回族教育(包括经堂教育)的不足和缺陷，提倡在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学管理、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改良，并积极实践。在马坚先生翻译的《回教真相》原版序言中说：“我要在这里，附带着劝告中国的回教教胞，希望他们赶快觉悟，赶快提倡教育，讲究实业，因为回教不是出世的宗教……”⑥与此同时，马坚指出“造成中国穆斯林落后的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中国穆斯林至今没有正确理解伊斯兰教的根本精神，没有理解《古兰经》中很多经文的真正精神，加上日常宗教教育中的对于经典的误解，导致文化和经济都落后。此外，还跟群体的愚昧无知、内部不团结和生活的贫困等等有关”⑦。为此，马坚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是大力提倡教育，鼓励穆斯林多学习文化，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二是大力翻译伊斯兰教主要经典，使中国各族人民对伊斯兰教有全面的了解;三是倡导中国穆斯林从事工业和商业活动，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四是发扬伊斯兰教的美德和文明，使各种谎言和不实之词，不攻自破⑧。

回族知识分子对于教育的重视不仅反映在教育理念的革新，而且体现在实践中对于人才的培养。马坚先生能够在求学生涯中，取得突出的成绩，一方面源于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跟当时的回族教育界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视密切相关。当时，回族实业家白亮诚等创办学校，并资助回族学子接受教育。回族知识分子连同回族实业家们创办云南高等经书并授学校、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成达师范学校等新式回民学校，先后资助派送学子赴埃及等国深造学习，为回族培养了大批的杰出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主流社会对回族文化的误解依然存在。究其原因，一是外界对于回族的文化缺乏了解，二是回族自身对于自己的信仰和文化也一知半解，当遇到他人误解和质疑时，无法做出正确解答。对此，马坚在担任全国政协及人大代表期间，以“消除误会，增强团结”为目标，先后发表《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刊于《人民日报》1951年3与20日)《穆罕默德的宝剑》(刊于《光明日报》1951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同年1月20日转载)《在回汉农业合作社里和日常生活中有关猪的几个问题》(刊于《光明日报》1956年11月30日)等文章，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穆罕默德的宝剑》的一文中，马坚提出“国内各民族必须相互了解才能相互尊重;必须相互尊重，才能相互团结，组成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马坚突出的学术成就是将阿拉伯语《古兰经》全部翻译成汉语。同时，他还翻译了《回教哲学》《回教真相》《伊斯兰哲学史》《阿拉伯通史》《教典诠释》，并将《论语》《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翻译成阿拉伯文，编著《中国伊斯兰概观》《阿汉词典》等。这些学术活动是马坚对中阿文化交流做出的重大贡献，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探索和实践，也是对先贤“以儒诠经”事业的继承与发扬。

马坚先生在他所翻译的阿拉伯语版《论语》的前言中说：“我是中国人，又是穆斯林，我肩负着双重义务：公民的义务和宗教的义务，我应当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不懂中文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的哲学和文学;同样也尽自己最大努力，把伊斯兰教的经典和著作介绍到中国，以便教内外同胞都能了解伊斯兰教的真谛”⑨。

因此，中国回族知识分子具有多重追求：一是要为本民族提供具体的指导，实现更好地发展;二是构建与异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消除误解和偏见。

二、爱国爱教：忠于祖国，坚守信仰

马坚把民族、宗教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并将国家的存亡即“爱国、保国”明确地放在首位，为振兴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在《回教真相》的译者序中说：“保卫祖国是每个人民的天职，保卫世界和平是每个穆士林的义务。必须我们的祖国不受战争的威胁，我们才得安居乐业，才能安心地从事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本译本的出版情况，就是一个最切实的例证”⑩。中国穆斯林爱教也爱国，他们忠于祖国，也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阐扬回教文化，以充实中国文化，运用宗教的信仰和力量，启发回民的知识，以充实国家民族的力量”。因此，回族知识分子考虑问题以国家利益为重，遵循“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信念，并为国家的强盛繁荣和民族团结努力工作。

在中国急剧的社会变革中，马坚先生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采取的促进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各项方针政策;他拥护土地改革，拥护《婚姻法》，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等，认为这一切与伊斯兰的基本教义并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关于马坚先生的政治观，安士伟在《深切缅怀两位著名学者》中写道：“值得一提的是马坚先生……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一直参加了中国的政治活动，他始终利用自己参政的机会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穆斯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穆斯林的利益”。

马坚先生在北大任教期间，曾担任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其学识和品德得到认可和赞赏。与此同时，还担任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等职位，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建设。这一方面源于马坚本人扎实卓越的学术能力和成就，另一方面也与回族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相一致。回族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特殊使命，他们一方面要作为国家的一份子，为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作为回族知识分子，也有弘扬穆斯林优秀文化，树立群体形象之职，促进政府与穆斯林之间的互动。

为了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马坚倾注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在晚年时，他仍然写道“我是一名回族教育工作者……我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左眼已失明多年，右眼视力已很微弱，行动吃力，但我要把自己的晚年全部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在以马坚为代表的回族知识分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人格魅力、精神气质以及人生境界，展现了回族穆斯林精英的风范，激励着一代代后来者，沿着前人的道路前行。

纵观马坚先生的学术生涯，我们会发现他的思想具有中国回族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既进行自我文化表达，又推动不同文化对话。这体现了一个群体一脉相承的心史，是一笔生生不息的精神遗产。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