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他是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校长。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与北平成达师范并肩而行，一南一北，相得益彰，成为了中国回族师范教育的最高学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达浦生出海游历，在伊斯兰各国宣传祖国的抗战。他使异国彼岸，响动起同情与公正的声音。回来时，他携带着募集的百万法币和大量药品。

蒋介石酬念前劳，允诺他在甘肃平凉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此后，他领导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得以使用“陇东伊师”之名在后方延续办学。没落岁月，他隐居陕西宝鸡的一个小山村，倾心著述《伊斯兰六书》。这部充满智慧与理性的著述，认为宗教与科学各有不可磨灭之专长，两者之间可以并行不悖。2003年，经后人整理的《伊斯兰六书》姗姗出版。“它的问世，适逢我国改革开放盛世，故有其现实意义。”

1952年7月，应周恩来之邀，达浦生在疑虑中走向了北京。

生于江苏，师承王宽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广益小学。

这是一所著名的百年小学，师生都是汉族。而在校史展馆，却陈列着一面庄严的铜像——铜像主人是首任校长达浦生阿訇。

公元1900年，26岁的达浦生，发动家乡六合回族之力，草创了这所小学。广益小学，是达浦生走入社会所做的第一件革新事业。100多年前，广益小学开办时，只招回族学生。然而，当开明汉族乡邻，请求使孩子们入校读书时，年轻的校长达浦生极表欢迎。以后，达浦生四处筹款，扩大了招生范围，生源不分回汉畛域。现任广益小学校长解释说：

光绪晚期，达浦生先生开办这所学校，他一心想让回汉各族学生受到好教养，成为那个时代的栋梁之材。这就是达浦生阿訇办理学校的目的，这也就是广益学校的内蕴。

筚路蓝缕,踽踽独行。在风气未开的晚清时代，办理民族教育的开端，总是充斥着太多的无奈。达浦生说：

在六合城内创办了一所广益小学……这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件事业。当时回民是习于保守的，要他们接受新事物，自然要经过许多艰苦的奋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奋斗，耐心说服顽固的守旧分子，不顾一切的勇于任事而没有被斥为反教门，真是多么不易哟!

新中国成立后，广益小学的名字一改再改。直到最后，学校的管理者仍认为，“改来改去，还是觉得广益这个名字好，有底蕴，有内涵!广益，就是要更多的学生受益”。

今天的广益小学，每一个学生都明白学校有着百年校史，首任校长是一个叫达浦生的阿訇。不仅如此，南国烟雨，百年传承，并没有改变这所名校的独有古风。“吟哦出新意，坦率见真情”、“寸薪非是等闲来，粒米皆从辛苦得”，这些楹联出自于学生之手，悬挂在教室的墙壁上。这些温暖的文字，使学生敦厚温柔，获得人生的自信。师生们或许不知，达浦生校长也是一位吟哦的高手。

达浦生(公元1874—1965年)，字凤轩，经名奴尔·穆罕默德，出生于南京六合县南门外澄清坊一个阿訇世家。《达氏家谱》中记载，达浦生乃是元代由西域迁入的波斯人后裔。其始祖是一个叫姆巴勒沙的穆斯林，其第三代高祖达布台将军,因屡建奇功, 被元皇帝赐姓达, 后代分别迁居于镇江、寿县、六合等地。

幼年时，达浦生家境贫寒，一大家子的经济来源，仅靠父亲当阿訇而得的微薄津贴。6岁那年，达浦生开始学习汉文，10岁时又兼习阿拉伯文、波斯文以及伊斯兰教义。得益于开明父亲的支持，少年时代的他有机会读到了《诗经》、楚辞、汉赋、魏晋小说、唐诗宋词以及明清长篇。此外，他还了解到了基督教的知识。

公元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遭到了惨败。二十岁的达浦生，热血沸腾，他决心前往京城，寻找报效祖国的际遇。从上海乘船北去途中，眼望着汹涌波涛，水天一色的汪汪大海，他吟出了“大陆不知何处去，海天一色混沌中”的愤慨。

举目无亲的京师，接纳了这个身无川资的青年。

在北京牛街，经一位素不相识的穆斯林引荐，他在牛街礼拜寺访问了王宽大阿訇。王宽者，乃是中国阿訇中划时代的人物，晚年曾以兴办民族教育闻名于世。大阿訇目光犀利，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南方青年，收他为徒。初至京师的达浦生，受宠若惊：

我家境贫寒，入京读书不易，因此发愤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那时是晚清时期，列强频频入侵，大清国势日颓，眼看中国就要亡国了，所以我读书时就想今后学业有成，定当报效国家，使国家富强起来。那时，我的思想是爱国，并没有推翻满清的想法。

师承王宽，是达浦生接受教育最重要的时期。在牛街清真寺，他陪伴恩师一起生活工作了五年之久。这五年的时间里，王宽与达浦生，情同父子，融洽默契。达浦生回顾求学之艰时，说：

有王宽阿訇这样的名师教导，自是珍惜无比，惜时如金，无论酷暑严寒，刻苦攻读不辍。在京五年间，只去过一次万寿山游览。我们师徒二人生活清贫，两人仅有一套乡老赠送的，还算像样的长袍短褂，谁出门时，就当礼服穿，从来不计较物质生活的好坏!

求学北京期间，达浦生与童年时期的马松亭一起生活过7个月时间。马松亭回忆：

达浦生阿訇当年在北京牛街寺随王浩然教长念经时, 可谓风度翩翩, 英俊少年, 人又聪明好学, 有一口好嗓音, 念经洪亮清脆, 字正腔圆, 乡老们都爱听, 加之他又是王五阿訇( 因浩然阿訇排行第五) 最得意的高足, 重要的事, 王五阿訇总是叫他去办, 牛街的乡老更是喜爱这位远方来的年轻阿訇。

京中求学五年，达浦生耳闻目睹，洞悉了时代的变迁。公元1898年，北京发生了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运动。在废除科举，兴办现代教育的声浪中，达浦生岂会无动于衷?他逐渐认识到，国家兴亡与国民文化落后息息相关。欲不受外辱，惟大力兴办国民教育，方为救国良方。

达浦生还认为，宗教与民族要发展，必然要培养开明的阿訇。他时常对人这样讲：

昔日吾穆圣四十受命，奉经行教，六十三岁归真，仅于二十三年较短期间，以零星所受之经，传教于阿拉伯半开化之岛民，使伊斯兰光明灿烂之旗帜，插遍亚、欧、非三舟，其宣教之速、传道之广，信徒之众，确史无前例，果用何术收此巨效?无他，全凭穆圣一颗诚心、一张苦口、一副和蔼可亲之面、一团谦恭和平之性、捧着一部随时零降之经，不辞劳瘁，不畏权威，苦心孤诣之所致也。

他的言外之意是说，要培养开明阿訇，办理教育乃是惟一通途。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已在牛街穿衣挂幛的达浦生，得到老师王宽允许，返回故乡江苏六合。回到家乡后，达浦生即发动当地回族，创办了广益回民小学。

他认为，回族新式教育应该和传统的宗教教育区别开来——宗教课程不能少，但更应以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为主，从事现代教育。因而，广益回民小学开办后，一改私塾内只授《四书》、《五经》的传统教学，采取与公立小学同样的课程表，授国语、算术、常识。每个主麻日的时候，安排半天的宗教课，参加聚礼，听讲“卧尔兹”，由任教阿訇教授阿拉伯语，宣讲伊斯兰教基本常识。

可以看到，达浦生在晚清时代尝试办理新式学校时，把汉语教学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宗教课已不在是主课，阿拉伯语和诵读《古兰经》经文也不再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而代之以汉文、算术、常识等文化课作为每日必修课。”

但是，这种把学科文化与宗教课程适度结合的教育形式，还是赢得了当地穆斯林的好评。人们争先恐后地把子女送入广益小学读书。慢慢地，学校就发展成了两个班，并且实现了延续办学。

1905年，恩师王宽决定去阿拉伯考察教育。达浦生奉师命返回京城，担任牛街礼拜寺伊玛目，后又兼任“回文师范学校”校长。达浦生后来说：“这一时期，我的思想属于康、梁改良主义范畴，落后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老师王宽对他的评价颇高：

“溯自设帐讲学以还，历四十余年矣。从吾受业者数逾三百，其中成名者五十余人，得吾学业者比比皆是。而兼得吾道者，仅达浦生而已。达浦生……将可继吾学业，弘吾道义。”

辛亥革命后，王朝更迭，剪掉鞭子达浦生走进了民国。

陇上劝学六年

1912年底，甘肃提学马邻翼电邀达浦生入甘。

马邻翼，是湖南邵阳回族，前清的举人，早期的同盟会会员，光绪二十九年经湖南巡抚保荐前往日本留学。归国后，开始在学部担任教育司主事、学部总务司员外郎等职，并与侍郎严修、资议范静生被教育界称之为“学部三杰”。马邻翼在京城做官时，曾与年轻的达浦生相识。马邻翼重看达浦生，对他疼爱又提携。

民国元年，马邻翼与甘肃提督马安良等陇上名宿，集资创办了“兰州回教劝学所”(又称甘肃回民劝学所)。时年38岁的达浦生来到兰州后，马邻翼任命他为劝学所所长，兼全省教育视察使。达浦生在甘肃劝学时，还引胞弟达祥典入甘，在新式学校担任中文老师。他在甘肃工作生活了6年时间：

六年间，我走遍了甘肃全境，以及现在是青海、宁夏的一部分回民聚居区，提倡成立回民小学。在兰州，我创办了难关回民小学，后更名为清华小学，后来有陆续创办了尚德、崇德、明德等回民小学。有时在外劝学途中，遇到沙尘暴，真是飞沙走石，沙尘扑面……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两句写得好啊!我在大风中，就吟诵着这两句诗。

达浦生在甘肃从事劝学时，工作极端不易推进。那时，西北地方上的教派纷杂，门宦林立，回族同胞大多清贫如洗，不少人拒绝学习汉文。因而，在甘肃劝学期间，达浦生对民间有着深刻的了解，也对民族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思考。这时起，他就常对人说：“夫宗教之盛衰，全在教胞之强弱;而教胞之强弱，全赖教育文化水准之高低”。也劝告教胞，我们需要的人才不仅局限于宗教师。

达浦生鼓励西北女子接受教育。他说：伊斯兰格言云“以右手摇动乳子摇车之母，即能用左手摇动世界”，母亲即是家庭的导师，若注重母亲教育，即是注重优良血统之民族。达浦生在甘肃劝学期间，与社会贤达在兰州创办了尚德回民小学、崇德回民小学、明德回民小学等多所新式小学校。

《兰州人物选编》一书中，介绍兰州回教劝学所的发展状况时说：“(马邻翼、达浦生他们在兰州)创办了5所回民学校，即在今酒泉路设高等小学和第四初等小学，新华巷创办第一初等小学，临夏路创办第二初等小学，金城关设第三初等小学。并在甘、宁、青三省创办回族新式小学l00多所。”

1918年，父亲病故，达浦生离开兰州，回乡奔丧。

在家乡六合，当地回族又把他挽留乡中。于是，他一面担任着清真寺的伊玛目，一面又继续办理广益回民小学。如果不出意外，已是中年的达浦生，将在六合家乡，继续着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直到人生垂暮。

他的宁静生活，被马邻翼打破。

1921年秋天，已从甘肃调回北京的马邻翼，获任北洋政府代理教育部部长。执掌教育部不久的马邻翼，很快想到了这个陪伴他在陇上度过六年的老友。马邻翼是一个重情念旧的人，他把达浦生举荐给了上海朋友，并来电督催达浦生尽快赴沪。

匆匆赶到上海后，达浦生结识了哈德成阿訇，以及马晋卿、刘彬如、刘耀卿、杨福洲等一大批热心于宗教和教育的商绅。这群沪上的商贾达人，为振兴民族文化，合资创办了协兴公司。很快，协兴公司决定派遣达浦生去海外发展公司贸易，给他的另一个任务是，考察海外学务以备将来在上海办理教育。

时已47岁的他，去国留洋问学，被人传为佳话。学者傅统先就说：“(南京)六合达浦生……之赴印度……此可谓中国回教之老留学生。”

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

达浦生一去竟是七年。

七年海外生活(1921—1928年)，开拓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这漫长的时光里，“达浦生走遍了南洋以及南亚次大陆”，他经常和当地的教长、学者交朋友，向人家请教问题。达浦生回国后自诩：“(这七年海外生活)等于是上了七年的大学。从南洋归来后，我始觉得自己对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体会，已经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了。”

七年海外生活，坚定了他办理伊斯兰师范教育的决心。他对人说，自己学来的知识不是为了自己：“非专为一己，乃为教人也;非专为达己，乃为达人也;非专为显达，乃为明道也!”

1929年，达浦生返回上海。

他寄居在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朝夕与哈德成畅谈宗教发展与民族文化的衰落，寻找挽救之方。两位大阿訇最终达成一致：“盖挽救之方，舍教育则无以挽回，舍宗教教育则无以启发愚蒙。”如此，他们拟定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遇见了一个能够帮助他们达成愿望的人。

正筹商之际，马公云亭(时任绥远都统马福祥)移节南来(到达上海)。凤轩(达浦生)在甘办学多年，与之有旧，遂至其馆，即将夙报兴学救教之旨，缕缕直陈。马公听之颇以为然，认为当务之急，即提笔慨助五原县辖水田三千亩，并许办好再增……此即学校(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筹募之开始”。

马福祥将军，并非赳赳武夫，他经汉两通，对于教育之事向来提倡。戎马倥偬间，他在当时还扶植着成达师范学校，并兼任该校的董事长。达浦生在陇上劝学时，就与之有过友好的交往，因而马将军决定把他远在绥远的三千亩地生息，用作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办学经费。如此一来，便解决了学校长期发展的困难。

当年，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在马福祥将军和上海回族达人哈少夫、金子云、马晋卿等人的捐助下，顺利开办。办学开始后，校长哈德成主动辞去职务，改举达浦生为校长。哈德成、达浦生两人，都是当时声名显赫的大阿訇，学识渊博，感情甚笃，彼此敬重。

达浦生为学校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他要求学校不局限于培养高素质宗教人才，更要造就伊斯兰教育的师资与伊斯兰的学者。因此，学生们必须熟练掌握中、阿、波、英四种语言;宗教课程专攻《古兰经》、圣训和教法;此外还要学习算学、地理、历史、哲学、政治、体育等。“课程内容和学制三年的教育体制，与当时上海的师范院校基本相同，也和当时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时代相适应。”

学校的教职队伍阵容庞大。这些老师，来自宗教界、教育界、新闻界，“他们既有高超的知识水准，又有为宗教、为民族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堪称上海伊斯兰教界一时之精英”。譬如，当时的闻人伍特公、沙善余、杨稼山、傅统先、金煦、李续川、买俊三、马以愚等人，都曾在学校兼职教学。

教学过程中，达浦生非常注重道德教育。他常向学生们强调：“有学问而无道德者，为人类最恶之人。”1934年，学校保送金子常、定中明、胡恩钧、林凤梧、马有连五名学生前往埃及留学。临别的当天，达浦生携上海各界百余代表，在上海浙江路清真寺与留埃学子话别。他以校长身份向五名学生，发表训话：“诸生赴埃，所付使命非常重大”。最后，又赠“立品求学”四字勉励赴埃学子。下午三时，赴埃学子乘船出海远去。

达浦生与上海回族贤达，群策群力，积极发展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从1929年开办，再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办，该校办学持续十年之久。十年树木，绿已成荫。学校十年，培养毕业生60多人。从数量上看并不多，而这些学子几乎个个都是颇具时代影响力的人物。譬如，这些学生中，就有马坚、金志晏、定中明、胡恩钧、纳忠、林子敏、马有涟、林凤语等一批杰出的学者和阿訇。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学子，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持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该校保送留埃学子马坚，在1946年起担任了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教授，成为该校阿拉伯语系的奠基人。这时起，阿拉伯语走出了中国穆斯林宗教生活范畴，第一次进入了中国高等学府的讲堂，成为中国人学习研究的一门重要外国语。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成就了一段传奇。

海外募捐为抗战

1937年8月17日，侵华日军狂轰上海。

上海，这座东方大都会，百姓沦为了无家可归的难民，纷纷逃往租界避难，生活无依无靠。各国租界纷纷成立了难民收容所，达浦生与哈德成两位阿訇，也发起成立了上海浙江路回教难民所、太仓路回教难民收容所。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筹募粮食、被服等生活必需品，使上千名各族难民得到救助。

国破家亡，人若刍狗，目睹遍地的疮痍，达浦生心绪难平。1937年12月底，64岁的他毅然自费乘船出海，前往阿拉伯，试以同教之谊，争取伊斯兰国家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

1938年1月20日，达浦生乘船抵达埃及开罗。当天，正值年轻的埃及国王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达浦生闻讯前往祝贺，他认为这是一个广交朋友、宣传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机遇。庆典的间隙，法鲁克国王热情的欢迎这位来自东方的穆斯林兄弟，此后又专门安排接见。法鲁克国王馈赠他怀表一枚，并鼓励他说：“中国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

达浦生日记中记录了参加这场宴会的过程。

(刚到开罗即)被邀请，参加宫中宴会。是夜，各国代表、各回教国家领袖、埃及政府各部长、各重要机关长官齐聚一堂。藉此良机，得与各国重要人士相洽，趁此口头宣传(抗战)。此间谈话，尤以与埃王之谈话，当地报纸争相登载。报纸风行，旬日之间，凡用阿拉伯文之国家，无不普遍传布，于是中日战事无不舆论为之一变。

在艾资哈尔大学组织的欢迎会上，达浦生发表演说，向海外穆斯林青年学子介绍了东方中国正在发生的抗日战争。

当时，日本派出的浪人也活跃于阿拉伯国家，颠倒是非，歪曲侵华罪行，蒙骗伊斯兰国家。达浦生得知后，继续前往沙特，进行宣传。在沙特，他遇见了薛文波、王增善等五人组成的“近东访问团”。达浦生、王增善等人，还应邀出席了再麦加举行的世界回教大会。在十五万人的集会上，达浦生舌战日本浪人，揭露日本侵华的事实。随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此后，达浦生还撰写了《告全世界回教教友书》，通过书面形式揭露日本侵华的历史史实。这篇百页长文，先在《金字塔报》上分期连载，之后被翻译成为英文、波斯文等多种文字，博得了伊斯兰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1938年6月8日，达浦生进入印度，在新德里先后做了九次演讲，会见了独立后被人誉为巴基斯坦之父的阿里真纳。真纳还把达浦生所撰《告全世界回教教友书》译成印度文，并在《印度时报》等一些重要媒体上发表，以示对中国的友好与支持。许多印度穆斯林向中国捐助数十万法币，并捐赠了一批药品和战需物资，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是年8月，达浦生访问穆斯林各国后，携带海外援助返回祖国。达浦生归来时，获得了国共两党高层的褒奖。国民政府派专员来到香港，迎接他返回至汉口，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此后，他在白崇禧将军的引荐下，与蒋介石晤面。蒋、达相见时，蒋介石询问其有何需要。达浦生感慨地说：“余一生以办理回教教育为己任，拟在后方重建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蒋介石指令胡宗南，令其协助达浦生恢复办学。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在1938年8月8日的报道中，以《上海回教教长达浦生欢迎会》为题，发布了消息。10月3日，《新华日报》又刊发了长篇报道——《达浦生先生访问记》。报道这样写道——

当埃及国王会见达浦生，垂询中国回民人口状况，以及抗战中回汉关系时，达浦生说：“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也不能占我片土，不愿为日人所奴隶。或直接持戈参战，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帝国主义!”听了达浦生理直气壮的介绍后，埃王为之动容。

《新华日报》还把达浦生所谈的“抗战则生，不抗战必死，惟有全民族团结起来血战”之语，在报纸作为警示语，加上花边黑框，郑重刊发，以此鼓舞抗战士气。

达浦生在阿拉伯国家宣传中国的抗战时，写过一些心中感悟的文字。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艰难的岁月中，一介阿訇忧国忧民的复杂心境。他的《奈何人自叹灯下》这样写道：

观其形，皮中露骨，回忆当年我;

得其心，举念无他，不是影中他;

感国家，报效无多，人说他是我;

心有余，力有不达，不信我是他;

尽我心，量我力，徒唤奈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