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冯今源先生的书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真实、深奥。何为真实?真乃无伪，实为无虚;何为深奥?深则为厚，奥则为妙。文品如人品，足见今源先生是个务实富学之人。过去如是，今读其近作《中国伊斯兰教概论》更使我此感愈深。

所谓“概论”，看上去是一个词，其实“概”和“论”是两个意思。概是以简言而述全面，论是用事实说明观点。有些人写概论往往是有概而无论，或有论而概漏，看起来是小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一个学问家总体水平的称重和检验。而《中国伊斯兰教概论》(后简称“概论”)恰恰是在“概”与“论”的运用和结合上形成了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概”，仅仅20万字，概括了中国伊斯兰教千年历史和全面系统的伊斯兰文化，而让人感到无一遗漏。全书对历史上中国伊斯兰教的16种称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渠道和方式、中国10个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人口、历代清真寺的称谓和来源、清真寺的职能和地位、清真寺的建筑艺术与特点、中国伊斯兰教的派别、不同时期的《古兰经》的抄本和刻本、《古兰经》19种译本、经堂教育的开端与历代名师、中国伊斯兰教的5个著名团体组织、中国伊斯兰教的教务与朝觐活动、中国伊斯兰教26位著名人物，一一作了简述，这在其它书中是难有如此之全的，不能不说是概得广阔，概得细微，概得巧妙,概得简洁。

“概”固然重要，但 “概论”的主体还是“论”。许多学者写文章为了展示自己的“学问“，往往喜欢把“论”变成 “绕”，东拉西扯，云山雾罩，懒老婆裹脚布又臭又长，把人领着跑了十万八千里，最后还不知其所以然。《概论》则不然，话不多，简而明，字字句句都有依据，都有落脚点。譬如对清真寺的论述，列举了广州怀圣寺(又称光塔寺、狮子寺)、泉州艾苏哈卜寺(又称清净寺、麒麟寺)、杭州真教寺(又称正教寺、凤凰寺)扬州瑞符寺(又称西来寺、仙鹤寺、礼拜寺)以及北京的普寿寺、法明寺，西安的清教寺、清修寺，南京净觉寺……很多具有不同代表性的清真寺。通过对这些清真寺建筑艺术的描述，阐明了中国不同建筑风格的清真寺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如：

文称:“中国清真寺一般都有礼拜大殿、邦克楼或望月楼、沐浴室，大殿内部有圣龛(米哈拉布)及其右侧(大殿西北角)设有宣讲台(敏拜尔);无论寺址位于东南西北哪个方向，礼拜大殿一律都是坐西朝东，大殿内圣龛均背向正西。”寥寥数语便将中国清真寺的共同特点说得一清二楚。同时，又以原湖北武昌清真寺方向不正，大殿为六角形的六方重檐周围廊式，殿门虽与寺门一样面向东北，而圣龛恰在正西的实例进一步证明了这一问题。紧接着，一句“这是因为麦加克尔白是伊斯兰教礼拜的朝向┅┅中国位于麦加之东，故圣龛须背向西。”言简意赅，说明了统一朝向的原因。

除了这些共同特点，文中对各清真寺的不同之处也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比对。不同清真寺不仅建筑风格、内部设施、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各不相同，对建筑方面的禁忌也有着不同的态度。譬如，有的清真寺为了严格遵从伊斯兰教不崇拜偶像的原则，室内外装饰一律避绝偶像，以砖雕花卉代替龙脊吻兽，或故意把吻兽做成残缺以示避讳;又如北京牛街清真寺的《四无图》，即“有棋无人下，有钟无人敲，如意无人配，炉在无香烧”，此意也反映了避讳偶像的原则。而有的清真寺则不然，除大殿内不存在形象物外，对其它室外装饰并无顾忌，甚至把一些传统的民间 “吉祥物”用于清真寺建筑装饰。例如“济宁清真东大寺的跑龙脊、石柱盘龙、石坊上的麒麟和羊、照壁上的二龙戏珠和麒麟、石碑下的玄武”等，但作者对这类现象，并未看成是违背教义，而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遗迹，从而阐明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多元性。这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伊斯兰教实情的。

在清真寺的功能方面，作者改变了过去只站在教门角度，“依教论寺”的传统方式，放眼社会，大胆提出了“中国清真寺社会职能”的命题，而且有理有据地归纳了十一个方面。即：清真寺是穆斯林礼拜的场所，是穆斯林沐浴净身的场所，是阿訇宣讲教义和宗教常识的讲坛，是培养新一代宗教职业者的经堂，是穆斯林儿童及某些幼而失学的成年人接受启蒙教育的学校，是穆斯林举办婚丧嫁娶和屠宰食用禽畜的服务场所，是纪念亡故先贤集会的会场，是阿訇、伊玛目等宗教人员处理坊内事务的办公场所，是穆斯林锻炼身体、吟诗作画的场所，是历史上动员、组织穆斯林群众反对封建王朝的战斗指挥部和制造储存军械旗帜的兵工厂、弹药库，是穆斯林群众欢度斋月的筵宴场所。由此说明，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不仅是诵经礼拜的场所，还肩负着为穆民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日常生活服务等多项社会功能，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清真寺的中国特色。

经学传播，是伊斯兰教赖以生存的根脉传承。作者从一开始的父子授受、公元10世纪天山南部喀喇汗朝维吾尔穆斯林经学院的出现、经堂教育的出现，直至现代经学院的创办，娓娓道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中国伊斯兰教经学传播、发展的脉络。尤其对经学传播的主要方式——经堂教育的概述，语言不多，却把历代经学大师、经堂课本大意、经堂语特点，以及中阿文化交融的产物 “小儿锦” 新文字的诞生与历史价值，说得一清二楚。无疑，为读者奉上一幅中国伊斯兰教经学传播中国化的历史画卷。

《概论》对新式中国伊斯兰教教育，以近代穆斯林第一次自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为始点，至新中国成立，划分为1906-1936年、1937-1949年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国回族新式伊斯兰教育的兴起阶段;第二阶段是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立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概述了以王宽、张子文、达浦生、马松亭等大阿訇为代表的一批教内贤达，为改变穆民积贫积弱积愚的落后面貌，强国兴教，倡办新式伊斯兰教育，创办新式学校的伊斯兰教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爱国爱教的思想和行动。其中无论是兴学还是战争，无不体现出中国伊斯兰教的行进、兴衰，与国情同步，与国家同命。以事实见证了中国穆斯林的一个坚定信念“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各族穆斯林翻身解放，也使中国伊斯兰教实现了伟大转折，进入信仰自由、政治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对这个时期，作者以重墨概述了党的各项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中国穆斯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贡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中国伊斯兰教务指导委员会的建立，《中国穆斯林》等刊物的创刊，“文化大革命”对伊斯兰教的冲击与拨乱反正，中国穆斯林朝觐活动的开展和对外交流，新编《卧尔兹》和“解经”工作，中国伊斯兰教全国代表大会的屡次召开......以铁的事实，认定了中国伊斯兰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概论》的最后一章，重点介绍了26位中国穆斯林的杰出人物。历史是人写的，把他们的足迹按着时代顺序连接起来，就是一部鲜活的历史。这些杰出的穆斯林人物，其功绩不仅仅体现于尔林(学问)的渊博，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引领者，都是不同时代伊斯兰精神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代表，都曾建功于伊斯兰教门，造福于中国社会。

在正文之前，作者先是安排了一篇导论。《导论》中，作者毫无掩饰地阐释了自己做学问的基本观点：第一，牢记中国宗教研究工作者的神圣使命;第二，找准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认清宗教研究的重点是人不是神。由此便注定了这部著作的问世，是用了“三昧真火”的。尤其是在文中明确批判了那种对宗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形而上学地把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宗教世界观视为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错误观点，提出：宗教是一种以相同信仰凝聚而成的社会力量;是人类社会普遍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是应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的需要而由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宗教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厚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物。这种观点和对宗教的定位是非常科学、准确的。

文中同时指出：宗教既然是为适应人类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必然要服从和服务于人类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革。在中国，外来宗教都要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自我调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才有可能在中国土地上立足、扎根、开花、结果，否则就会自我消亡。可以说一语中的，亮示出全著的指导思想。

一部《概论》让我再次领悟了今源先生做学问的真实与深奥，真实是因为它带给人们的是一个无虚、简明的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全貌;深奥则是笔墨中透出的潜在内涵：“中国伊斯兰教始终走的是中国化道路，中国穆斯林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今源先生是一位研究世界宗教的资深专家，领军人物，已是74岁高龄，至今奔波不止，笔耕不辍，堪为学界之楷模。我衷心地为今源先生点赞，为《中国伊斯兰教概论》点赞，愿今源先生永葆青春，大作不穷。

(作者系山西省社科院及河北大学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