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萨里(al-Ghazali)，是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权威教义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正统苏非集大成者。

一、安萨里的人生轨迹

安萨里于公元1058年(伊历450年)出生于中亚波斯的呼罗珊省图斯村，他幼年丧父，父亲在临终前将他和他的兄弟托付给一位苏非朋友培养和教育，使他从小就接触了苏非。

安萨里青年时期到戈尔甘投师求学，学习了沙斐仪派教法学，后来又到内沙布尔尼扎姆经学院，师从艾什尔里派著名学者朱韦尼(1028-1085)学习教义学、教法学、哲学和逻辑学。丰富的学识给年轻的安萨里带来了极高的荣誉和地位。他得到当时著名学府巴格达的尼扎姆学院的教学职位，讲授艾什尔里派教义学、沙斐仪派教法学和哲学，开设宗教专题讲座。他的课非常受欢迎，在教职岗位上培养了很多学生。

安萨里在巴格达尼扎姆学院任教的时间从1091年到1095年，取得了辉煌成就和声誉，在此期间潜心研究希腊哲学、伊斯兰教各派学说和苏非主义。于是著书立说，在批判诸说的同时，捍卫伊斯兰正统信仰。其中著名的有《圣学复苏》、《哲学家的矛盾》和《迷途知返》等论著，挽救伊斯兰教正统信仰，在这一过程中，他把苏非主义的虔诚信仰和功修纳入正统信仰之中。

1095年他选择隐退，离开了尼扎姆学院，过起了苦修生活，以苦行苏非身份，游历了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开罗、亚历山大等地，1096年朝觐麦加天房，到麦地那拜谒圣墓，随后在大马士革的苏非扎维叶(道堂)隐修十年，体验苏非的精神修炼，并继续著述。1106年应塞尔柱王朝新首相法赫尔·穆勒克的邀请到内沙布尔尼扎姆学院教书，3年后，再次返回家乡图斯隐修，过着清贫的苦修生活，直至公元1111年归真于图斯。

二、安萨里的苏非之路

安萨里成为苏非，与他从小接触苏非有关系。在安萨里成长和学习过程中，一边学习正统派教义，一边有苏非给予他影响，在他后来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中，他的苏非思想倾向也逐渐清晰和明确。据说他经常到内沙布尔苏非神秘派谢赫法尔玛基(?-1084)处求教。

“种种怀疑未曾离开他的脑海，他不安于传授学生那些关于辩证学的讲义。有时，地位和利禄引诱他安居乐业;有时，爱道之心又教他弃利禄而远游。”“安萨里曾自述这种心理状态。他说，理与欲战斗于心中六月之久，后来，他心怀隐忧，精神萎靡，不能讲学，乃祈祷真主，给以启发，真主允许他的请求，而使他毅然绝然地鄙弃功名利禄。”(1)

他惊恐于现世的享乐和后世的永恒归宿，并最终决然地抛弃荣誉和地位，周游伊斯兰世界，每天过着学习、著述、修行的极为简朴的生活。

安萨里的人生是在学习、教书、思考、功修交互进行和相互影响中度过的，物质与精神在他的一生中都曾达到顶点，作为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他的物质财富是丰厚的，而作为一个真正的苏非，他追求完美的精神实在。正统派著名学者身份与实践的苏非身份在他身上交融互补得如此完美。他有丰富的伊斯兰教义教法知识，这使他不会偏离伊斯兰教正道，在以后的关于苏非实践的著述中，更强调完成伊斯兰教法功课作为苏非修行基础的重要性。在正统的伊斯兰教知识基础上，他又常常思考现世和后世问题，进行苏非功修实践，从一个令人尊敬的学者而转变为一个潜心苦修的苏非。

安萨里既是正统派学者，又是苏非，他对真理的探寻并没有执迷于自身，既知晓学者的缺陷，也能洞察苏非的不足，而取长补短。

就学者的缺陷，安萨里从他自身的感受和认识，发现现世的荣誉、地位和财富带给人诱惑、满足与麻木，容易使人沉缅其中，忘记了永久归宿，忘记了身体的功修和心灵的参悟，只有摆脱诱惑，才能专注于后世的精神回归，这也使他在事业巅峰时刻选择放弃。他认为，和后世相比，现世的短暂和虚幻不值得贪恋。

他同时发现苏非也并不是都很完美。在现实中，很多苏非在偏离真理，无所事事，厌弃工作，逃避社会，正是基于对苏非和学者的理性的认识，安萨里最终在掌握了学识的基础上归向了正确的苏非之路。

安萨里并不是完全接受当时的苏非主义，他对苏非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偏离正道的思想和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所坚持的苏非神秘主义思想是他学习思考的结果，是净化心灵之旅和一心爱主的功修实践，也是真主对他的学识的恩赐。

正是基于这种理性的认识，安萨里最终归向了苏非之路。

三、安萨里对苏非思想的诠释

苏非主义一开始并未形成思想，只是一种个人行为，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一种社会思潮和运动。

苏非主义产生于伊斯兰世界内部，是虔诚信仰的结果。一些虔信者通过沉思、冥想，心灵直觉到一种精神境界，感知真主，这种境界被称为神秘主义体验，是苏非修行时所追求的一种愉悦的直觉体验。当年先知穆罕默德常在希拉山洞中独自静坐冥思，终于见到真主之光，接受真主启示，这是伊斯兰教早期最重要的神秘体验。先知穆罕默德因为封印圣人的地位和完美的品德，他的言行成为穆斯林社会除《古兰经》之外最重要的教法依据，而先知穆罕默德早年的静修行为也成为以后一些穆斯林效仿的榜样。

公元7世纪中叶起，伊斯兰教发展迅速，建立起地域辽阔的阿拉伯帝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带来了思想的变化。追求物质生活享受是人的本性使然，然而由此带来的过度的物质享乐主义及腐化堕落，却越来越背离了先知穆罕默德所建立的伊斯兰社会的神圣性基础。面对这样的现状，一些信仰虔诚的穆斯林更怀念先知时代的简朴生活，他们模仿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在希拉山洞潜修的做法，过着一种简单朴素，连祷和禁欲的生活，这种远离世俗的苦修和深思，使他们的宗教知识变得丰富、品德高尚，赢得人们越来越多的敬重。在这些人的修行过程中，或多或少有一些神秘体验，为神秘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内容和方式。

早年的宗教实践经由一些学识深厚的苏非的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神秘理论色彩的、与正统派不同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早期的苦行和禁欲生活在7世纪末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伊斯兰世界很快得到发展，“这个时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苦修者、忏悔者、哭泣者和素食者。”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独特的神秘主义教义，他们和普通穆斯林一样履行宗教功课，“所不同的是他们在信仰上更加热忱、执着，在履行宗教功课上更加持久、认真，在生活上更加简朴、安贫，在思想上更加追求沉思、寂静。”(2)这也是苏非修行最主要的方式，以后的理论发展基本都是围绕这些实践而深化的，这也是苏非主义虽然发展成独立理论体系，仍不脱离伊斯兰教的主要因素之一，除了一些非遵法派的苏非，真正的苏非从来都承认并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

苏非早期的虔诚实践在苏非主义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公元8世纪末叶，著名女苏非，巴士拉的拉比亚(约717-801年)的宗教实践对苏非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她一生没有结婚，抛弃所有杂念，一心爱主，专心祈祷真主，以至于排除任何与热爱真主无关的事情和想法，她的名言“噢，真主!如果我因为害怕火狱而崇拜你，就把我扔进火狱;如果我因为渴望天园而崇拜你，就别让我进天园。”(3)是苏非无条件热爱真主的最佳表白，拉比亚对真主的爱成为她宗教实践几乎唯一的理由，她认为真主是永恒爱的对象，人类的灵魂最主要的本质是爱，爱能使人们与真主接近，引导人们达到真主道路的不是敬畏，而是爱，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与真主的合一。她爱真主的主张和实践成为苏非思想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一神秘主义的爱的主张后来发展为苏非神秘主义的基石。”(4)

在爱的情感基础上，苏非主义从理论上开始更深入地探讨真主的本质和属性，真主与世界、真主与人的关系。

公元9世纪时，埃及人祖奴(?-860年)对苏非主义思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认为人生目的是与真主合一，只有通过沉思冥想，全神贯注地想往真主，使个人纯净的灵魂与真主的精神之光交融合一，获得真主之光的恩赐，才能真正认识真主，此外别无他途，由此提出神智的观念。神智是虔诚爱主者在修炼到一定阶段上，获得的源自于真主的知识和智慧，是真主赋予潜修者的一种认识真主的能力，是“真主的精神之光对人的心灵幸运的照明。”(5)拥有神智的人“就像住在天园中一样地宁静与平和”，这种人“精神总是朝着永恒飞升，心灵因为找到平和或安宁的欢愉而狂喜。”(6)

泛神思想是继神智论之后苏非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据说是由波斯人巴亚齐德·比斯塔米(?-874年)首先传播的。他认为真主是唯一存在，除了真主，无物具有真实性，真主的本体包容万有，而万有归于独一的真主，人通过不同阶段的修炼，达到“无我”的最高精神境界，被真主所吸收并与真主合一，这一精神状态称为寂灭。(7)著名苏非殉难者哈拉智(858-922年)发展和实践了这一主张。他在诗中写到：“我即我所爱，所爱就是我;精神分彼此，同寓一躯壳;见我便见他，见他便见我。”并自称“我就是真理”，(8)因触动了伊斯兰教敬畏真主、信仰真主独一的基础，引起包括统治者和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对，被阿巴斯王朝宗教法庭处以蹀刑，苏非派也遭到人们的反对。虽然后世苏非替哈拉智辩解，认为这句话不是把“我”等同于真主，不属于亵渎真主，只是在入迷状态下，或者是在自我修炼达到寂灭状态时“无我”，只有真主存在的一种陶醉，与清醒状态不同，(9)但这一事件仍促使苏非回到正统教义中。

因为泛神思想遭到大多数穆斯林的反对，一些苏非试图重新解释苏非思想，使之不偏离伊斯兰教正统信仰，著名苏非学者，巴士拉人穆哈西比(781-857年)提出寻求真理之路在于自我审思、自我约束，强调内心生活、动机的纯洁，主张进行无休止的内省以揭示苏非思想的本质(10)。苏非学者祝奈德(?-910年)也运用《古兰经》和圣训调和矛盾，为苏非主义辩护。

在为苏非主义所作的辩护和改造，使之重新回到伊斯兰信仰的精神追求方面，安萨里贡献颇大。安萨里熟悉《古兰经》和圣训，曾讲授伊斯兰教调和主义学派艾什尔里派的哲学主张，又师从苏非思想家学习神秘主义，他立足于《古兰经》和圣训，以其所掌握的逻辑思辨知识，批判伊斯兰哲学和希腊哲学，解释苏非主义和伊斯兰教正统关系，试图使苏非主义永远在伊斯兰正道上。

安萨里对苏非主义的解释是从苏非思想与正统派思想的互补性开始的。他首先强调伊斯兰教功课的重要性，他说身体的净化通过五大功课可以完成，但更为重要的是精神的功修，而苏非就是从事内在的精神功修者，只有两者都很好地完成，才是优秀的穆斯林，从而肯定了苏非功修的必要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接着，安萨里从信仰的层次、知识论、认识论和宗教实践几个方面试图给苏非主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把信仰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在的信仰，遵从教法，履行宗教义务，这些也是苏非所遵循的。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外在表现，仅凭这些还不能领悟信仰的真谛;还有一类是内在的信仰，它是通过个人的直觉感受和内心体验来认识真主的真理，即用行为、感情、意志力来净化灵魂。后者正是苏非的精神境界。

关于知识论方面。安萨里把理性称为知的领域，它是由逻辑的必然性构成，它所显示的命题对任何人都不会产生歧义。但理性仅在有限的领域里起作用，它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整体没有权威性。哲学只能诠释真理，人的理性活动和逻辑推理只能认识现象世界，却不能认识真主和通往心灵信仰的道路，只有通过严格的修持和苦行，限制感官的欲望，才能通过直觉证悟理性所不能认识的真理，苏非正是在限制感官享受、禁欲、安贫、知足的功修过程中，深化信仰和对后世的准备。

关于认识论方面。他认为推动人类行动的力量和通向真主的道路，不是理性，而是爱。爱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自爱，这是一种本能的爱;一个是真爱，它包括对真善美的爱，对人的形体美、高尚道德以及知识渊博者的爱慕;最高层次是对真主的爱，这是从内心绝对信仰真主的独一、永恒、大能，遵奉真主的诫命，领悟真主的真理，通过爱达到与真主的合一，并爱真主所造，摒弃一切欲望，净化心灵，达到对真主的彻悟，这是人生的最终目的。(11)这正是真正的苏非的实践。

在理论探讨的同时，安萨里尽力排斥泛神论、漠视宗教功课和圣徒、圣墓崇拜等偏离伊斯兰教正道的理论和行为。他提出，苏非的宗教生活，正是大众虔诚的热忱和内心对真主信仰的体现，应在履行教义教法基础上，向更高的修持阶段递进，安萨里对苏非主义的解释立足于伊斯兰教信仰，从理论上完善了苏非主义思想，使之能为正统派穆斯林所接受。

四、结论

安萨里的苏非之路不仅是在理论思考和功修实践中进行的，也是在对哲学和假苏非的批判过程中完成的，这使他的批评既有很强的逻辑性，又有对信仰的提升。

安萨里师从著名的艾什尔里派教义学家，坚持正统派信仰，坚持《古兰经》和圣训对穆斯林宗教生活的绝对指导地位。他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影响很大的法拉比(870-950)和伊本·西那(980-1037)哲学进行批判。他认为希腊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流溢说对穆斯林学者的影响，使真主独一的本质遭到质疑和破坏。

安萨里所批判的假苏非，他们很多并没有真正掌握伊斯兰教知识，或者对伊斯兰教知识只是肤浅的认识，而专注于功修。安萨里认为，作为一位穆斯林，首先应该掌握教义知识，完成五功。这是最基本的，在这之上的身体和心灵的功修才是正确的。

安萨里对神秘主义的认识来自于他提到的真主之光，他说“他发现他的理智的健康不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而是通过‘真主注入他心中的光芒，它确实是了解大多数种类的知识的钥匙。’他现在认识到，这种认识不是演讲或论证的内容，而是关于真主的恩惠，先知曾把它描述为‘心的扩张，靠那个它成为易于接受伊斯兰教’。伴随着它的这些迹象是抛弃这个幻觉的世界，转向现实的世界。”(12)

安萨里提出并实践的关于掌握基本教义、完成基本功课基础上的内心修炼，使其回归正途，也使苏非主义能为大多数信众所接受。安萨里之后,苏非主义逐渐为官方和普通穆斯林所接受，成为苏非主义的主流，他们既履行五功，也注重实践，清贫乐道，与人为善，从事社会慈善，为伊斯兰社会的接受。今天，苏非主义教团仍在伊斯兰世界有着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第·博尔著，马坚译，《伊斯兰哲学史》，144页，中华书局，1958年。

(2)《伊斯兰教的苏非神秘主义》，金宜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1页。

(3)《The way of the Sufei》,239页。

(4)《伊斯兰教的苏非神秘主义》，金宜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3页。

(5)《伊斯兰教的苏非神秘主义》，金宜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3页。

(6)《苏非思想》，法士拉·葛兰著，丁乃静译，希泉出版，2005年，219页。

(7)《伊斯兰教的苏非神秘主义》，金宜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4页。

(8)《阿拉伯哲学》，陈中耀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130页。

(9)《麦克图巴特》，伊玛目·冉巴尼著，第三册，274页。

(10)《伊斯兰教的苏非神秘主义》，金宜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5页，340页。

(11)《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宛耀宾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66页。

(12)(美)马吉德·法赫里著，陈中耀译《伊斯兰哲学史》，240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

(作者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