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月中，嫂子来家絮叨，说到母亲的忌日乜贴，我才意识到母亲归真已经两年了。这两年来，对于母亲的无常，我一直恍恍惚惚。只记得母亲无常的日子是盛夏的一天，应该刻骨铭心牢记的日子，不知道是回避，抑或是有意识地忘记，母亲具体的口唤、发送的日子就是没有记住。或者是满满的思念和不舍，已经没有空间再去记住这个充满了悲痛的日子。时间已经过去两年了，母亲无常前后的点点滴滴，逐渐地在我日益平复的心中和眼前清晰起来，细节越清晰越撕扯着我的内心，甚至撕裂的声音都能听到，让人由不得地心痛。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里，阿耳兹海默症的逐步加重，使母亲没有了任何需求。为人子的不幸在于“子欲孝而亲不待”，于我则变成了“子欲孝而亲无求”。我坚强而优雅的母亲，真主只慈悯给她四个儿子，没有女儿的缺憾，让母亲年迈后时常担心自己的患病及归回。知感真主!母亲的儿子和儿媳妇们，在母亲患病的数年中，一直尽心尽责地照顾着母亲，维护着母亲一贯的优雅。

母亲出生于1939年6月20日，因外巴(姥爷)在骡马市的生意做得风声水起，母亲的童年是在万千宠爱中成长的。一切变故缘自外娜(姥姥)在生舅舅时的坐蓐病故。家中遭此“百俩”时，母亲年方十三。从此，照顾三个妹妹、一个幼弟的责任，经管外巴的日常起居，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母亲幼小的肩膀上。母亲的要强以及外巴有意识的培养，以及幼年失怙的遭遇，造就了母亲个性的坚强和处事的干练。从小失去母亲护苫的她，努力地充当着母亲的角色护苫着妹妹和弟弟，以至于后来的日子里，身为“大姐”的她永远充当着家长的角色。在三个娅娅和舅舅的眼中，母亲说一不二，是绝对的家长，她们也习惯了有事找大姐拿主意。她们的母爱有“大姐”来做补偿，“大姐”母爱的缺失又有谁知道?

 

母亲1958年嫁给父亲，此时的外巴已经续弦，骡马市场的生意变得冷清、落寞。但外巴仍然为母亲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婚礼，女婿的识文断字让外巴欣喜不已。后来翁婿的交往极少谈家庭琐事，见面就聊时事新闻或让女婿读报纸给岳父听，外巴享受这样的交流。同年年底大哥出生了，三年自然灾害中的1961年夏天二哥也来到人世，1963年生下了我。由于无力同时照顾三个孩子，我被奶到了马长福阿訇母亲的家里。刚能记事时，只记得母亲送我到娜娜家时的热被窝以及六个舅舅的肩膀。我对“文革”时期的印象，都是在舅舅们扛着我的时候看到的，爱读书，也是从舅舅们给我看连环画开始的。我四岁时结束寄养回到家里，对抓我、养我的娜娜，我一直心存感激，也在娜娜归真时亲手把埋体放入坟坑。一直叫娜娜，到现在也不知道她老人家的名字，后来干脆也不打听了，娜娜是我儿时最重要、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少年时对母亲的记忆永远是要求我们干净、整洁、守规矩。挂在家中的一张照片，就是最好的写照。照片是七十年代初照的，是我们一家人难得的一次到兴庆公园的游园，柳树下的长凳上坐在父母亲和大哥，二哥左立，站得笔直，我在父亲怀中。大哥、二哥的衣服虽旧但洗得泛白，干净整齐，大哥脚上的鞋是补过的，我脚上穿的是母亲从打袼褙、衲底子、上楦头开始做的布鞋，身上的毛背心也是母亲拆了几件旧毛衣兑挪着织出来的。

 

传统家庭的严父慈母，在我们家变成了严母慈父，对孩子的教育，母亲是言传，父亲是身教。从小失去母爱的母亲把慈母的疼爱化成了好洁、整齐、干净利落、守规矩的要求，对有尿床毛病的我，母亲自然少不了刻意地“关心”。整个一个文革时期，社会很乱，但我们家其乐融融;虽不富裕，凭着父亲的赶集买羊和全家齐动员地清洗墨水瓶子，日子也过的有滋有味。尤其是闹地震的那个时期，父亲组织我们白家子弟学习背诵《亥听》，为我们打下良好的教门基础和经学基础。

母亲的精致、优雅不是用物质堆积起来的。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坚强的母亲用她灵巧的双手，编织着家庭的精彩。家里边的活计都能变着法儿的做出花样来，尤其是小孩的衣服、鞋帽，一个小手绢瞬间就能变成月里娃的帽子，母亲做的猫头窝窝人见人爱，放到今天完全可以申请民间物质文化遗产。亲朋好友的大番小事，尤其是母亲娘家的红白喜事，母亲是当仁不让的主事人，虽有长辈的夫老子们，也佩服母亲的办事周到。工作上，母亲屡次获得市二轻局系统的生产能手和技术标兵。

 

改革开放初期，我考取了北京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行前平日少言寡语的父亲给了一些交代，母亲忙里忙外地给我做着各种安排。多年以后我才从父亲的嘴里知道，由于我在北京读书，母亲上班从未请过假，也没有迟到早退，就为了每月二十元的全勤奖寄给我。由于我在北京读书，父亲也开启了对我书面教育的模式。几乎每月都能收到一封父亲用毛笔小楷写的家书，我第一次感受到父亲如山的爱。

现在想起来，父亲对奉献和索取的解读、对社会关系如何建立的分析、在父母身边和不在父母身边如何尽孝等等，尤其是一句“照顾好自己的‘嘠莱布’”可以让我享用一生。由于我在北京读书，娜娜每天都在门口的门墩石上等着邮递员，询问一声有没有孙子的来信，仔细地数着五年有十个寒暑假。每每有人到京，母亲换着花样地给我带家乡的美味，腊牛肉、饦饦、柿子饼、腌鸡蛋、泡菜，还嘱咐我和同学们分享，每次家里带来东西，都成了我和同学们的节日。时至今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对西安青睐有加，时不时地对西安籍的穆斯林行个方便，也和他们早年胃里的食物有关。

1985年大哥结婚时，家里边亲朋往来好不热闹，这时经学院给家长的成绩单也邮寄到了，八九门功课中有三个满分，其它的均在九十五以上，父母拿给亲朋好友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986年，学校组织赴利比亚留学考试我名列前茅，去与不去和家里商量的结果，促成了父母亲的一次北京之旅。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亲在小弟出生后不满周岁时去过一次临潼，而且在华清池有过一个留影。这次父母的双双到京，是他们的第一次远足。父亲和院方的马维芝院长——早年的埃及爱资哈尔留学生——商量我留学的去与不去。在这次交谈中父亲了解到院方有让我留校的想法，离毕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院方又有安排，所以父亲帮我拿定主意目前不去留学，以后还有留学的可能。解决了这个问题，难得有机会陪父母畅游故宫、天坛和颐和园。父亲以前没有到过北京，但对北京的熟悉以及对北京名胜、风物的了解让我惊讶不小，尤其是颐和园的长廊，父亲几乎可以讲出每一幅图画的来龙去脉。父母亲的北京之行短暂而愉快。

 

1989年，我在阿拉伯也门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工作，家里的一通电话打破了所有的宁静。电话的那一头只说让我迅速回家，没有给我任何理由，询问晓清也没有结果，只说是父亲的问题。我的脑子迅速转动，思考着各种可能。完善正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先买好回国的机票，然后再向团里的领导汇报。时任驻也门中国体育组组长，国家体委干部司司长的徐利勉强给我开了绿灯允许我回国，他们随后再向体委要人。就这样，我从也门出发，经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再从印度的孟买转机回到北京，第三天就到了西安。

父亲的肺癌晚期已经确诊，大家以为瞒着父亲，其实父亲什么都明白。经过多个医院的会诊，最后决定在四医大唐都医院做胸外手术。自父亲住进医院，我就和母亲在医院外的村子里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昏定晨省，安顿好父亲的生活起居，尽量让父亲的心情放松。背地里抹眼泪的母亲，在父亲面前装的若无其事，但我知道最担心、最害怕的莫过于母亲。手术很成功，父亲很坚强，自始至终，几乎连呻吟声都没有。

父亲出院后执意要给我完婚，顺从父命，我和晓清当年冬季完婚。婚后我在家中待了半年之久。一切都安定下来之后，秋季开学时，我和晓清一起返回北京，我回校执教，晓清回中央民院学习。父亲继续治疗，母亲相依为命地陪伴左右。这样的平静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就被一个噩耗打破了。90年的11月24日，我再次接到家里的电话时，父亲已经顺命归真了!我知道母亲的天塌下来了!匆匆往家赶，已经不是回家而是奔丧了!新婚后的我们难得地有机会和父母有了更多的交流，谈我在国外的工作和见闻，说晓清在北京的学习和毕业后的去向。言犹在耳，再见面时却已经两世相隔了!父亲无常时还不足五十四岁!英年早逝的父亲，他的如山之爱我们才刚刚有了品味就戛然而止!我们刚有能力膝下尽孝父亲却未能等到我们做的更多!真主啊!祈求你疼爱我的父亲!祈求你宽恕我的父亲!真主啊!祈求你提升我的父亲的品级，让他得享天园，卧榻之处荫蔽!

患病后的父亲和我的交流更多，他清楚自己的病情。在做手术的前一天，他嘱托我无论手术怎样，都让我把工作调回西安。年少的我答应了父亲的要求，但不知道这是最后的嘱托。如果知道父亲这么快就离开我们，我一定会陪伴父亲直到最后的日子。那一年的雪来得早也下得勤，每每的上坟，冬季的北风刮着坟地的枯草，雪地上留下长长的脚印，让人好不伤心。我一贯坚强的母亲这时也没有了坚强，她从未去过坟地，这也许是她独特的坚强和依依不舍的怀念。

没有了天的母亲一下子老了许多，没有了火车头的日子还要继续，这是真主的定度、真主的考验。母亲时常的出神和恍惚让我们放心不下。在我的建议下，母亲同意到北京和我们小住。这次她又带着姑娜和小妹以及尚在幼年的大孙子。我在北京读书、工作的十几年当中，母亲共去过三次，第一次和父亲一起，第二次陪小弟读书，第三次和姑娜、小妹她们同行。也是这一次，因为在北京有了工作、有了家，所以让母亲过的更舒心。举办了亚运会的北京处处新鲜、靓丽，我们一周游览一个景点，品尝京味美食，我和晓清也想着法儿让母亲高兴。

1993年，我几乎放弃了在北京奋斗多年的所有成果回到西安，30岁的我一切从零开始。在西安，我供职于陕西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业务的要求，迫使我放下熟捻的阿拉伯语，又从新捡起了高中后就扔下的英语。感赞真主!我的转型很顺利。外贸业务上的进步和父亲从小在集市上打的基础分不开，对生意我毫不陌生甚至有一种亲近感，对英语的学习因为有了阿拉伯语的经验而异常顺利。

夏天的西安燠热难耐，这时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一家三口在十二平米的房子度夏确实艰难。母亲让我安装空调，经济上的限制不能和母亲同时安装，待母亲安装了空调后，我们第二年才装了空调，现在想起来，母亲的疼爱如丝丝凉风沁人心脾!

母亲的坚强和优雅，还体现在对娘家人“大姐”的身份认同上，哭脸来的，笑脸而走，眉头紧锁来的，眉间舒展而去。

化觉巷老宅的重建也是在母亲的坚持下完成的，虽说不易，到也顺畅。

母亲的第一次中风虽然不重但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我也开始了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学习和求医问药。在医生朋友的指导下，母亲按时服药，每年入冬之前住院治疗，几年来生活质量没受影响。

母亲的再次中风不太严重但影响了语言功能和下肢功能，这让我们伤心不已。对母亲的照顾需要更加地用心和细微。我成了母亲的理发师，大哥是母亲的保健大夫，二哥从未和母亲顶过嘴，小弟永远是母亲的心不干。

2013年8月18日，母亲轻度昏迷，媳妇们轻手轻脚地再次给母亲换了大净。前一天我在床前念了“讨白”，在母亲弥留之际，我又轻声慢语地念了“雅席尼”，在子孙的陪伴下，母亲在“安劳乎”的提念声中从容地顺命归真!我们属于真主，我们必将返回真主的阙下!从这个时刻起，我这辈子的儿子做到头了，我们成了真正的孤儿。

丧礼的过程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给母亲上坟的次数远远没有给父亲新故时去洪庆的次数多。心中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替母亲完成。2013年的斋月之前，省宗教局突然询问我是否可以服务今年的陕西省朝觐团，是真主的援助到了!我满口答应并及时告诉了母亲，我要替母亲朝觐，母亲微微地点头，算是给了口唤。还在母亲身体健康的时候，我曾答应带着母亲朝觐，世事纷杂，没有放下蒙着自己眼睛的双手，等到有能力、有时间陪着母亲朝觐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却不允许了。母亲在我和晓清订婚前，曾专程到上海去购买订婚所需的聘礼。很多年过去了，晓清回想此事还感动不已。

母亲为我们所做的远远大于我们为她所做的。我也在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尽可能地陪母亲出游，甘肃宁夏、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山东。尤其在山东，我们在青岛看大海，来济南访清真寺，去曲阜游孔庙，到济宁登泰山，一路欢愉。缺乏了真主的省令，独独忘记了带着母亲去完成朝觐功课。感赞真主!陕西朝觐团的邀请，是真主的口唤定然，让我有机会替母亲朝觐，母亲也给了我口唤。

 

但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我担心母亲能不能等着我朝觐归来。父亲无常时我没有在身边，这样的遗憾时时敲打着我让我懊悔，这种遗憾再也不能发生在母亲身上，母亲的归回我一定要守在身边。于是，去与不去让我费尽思量。母亲的无常，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母亲总是以她的方式，纾解着孩子们的困惑。但母亲的无常，让我无言地悲痛，犹如心被扎破了，殷红的血瞬间流遍全身，把五脏六腑堵的满满的，闭上眼睛，眼球有被刺破的感觉，渗出的不是行行热泪，而是从心中流出的血。

没等到母亲四十日忌日的到来，我就随陕西朝觐团出发了，大量纷杂的事务性工作让我暂时忘记了失怙之痛。为所有哈吉服务好的念头充盈着我的思想，这是真主给我特别的恩典，让我从失去母亲的悲痛情绪中暂时走出来。直到在麦地那近郊阿里井受戒的时候，突然地安静下来，换洗了大净，礼了两拜受戒拜，举义时，念到“主啊!我意欲替母亲朝觐，祈求真主使其容易，并接受我替母亲的朝觐。”这时，眼泪婆娑而下，伴随着“应召辞”，身体哆嗦着，泪水模糊了视线，倾刻间夺眶而出。大朝之后，在克尔白的金门前，身体紧贴天房，如受委屈的孩子，在真主的阙下向真主哀怜，祈求真主怜爱我的母亲，接受她、饶恕她、擢升她在天园的品级!阿米乃!

朝觐回来以后，数次地到洪庆塬上，终于完成了对母亲的许约，母亲也是名副其实的哈吉了。虔诚敬意地替母朝觐，2014年又履行了替父朝觐，完成了人子的责任。洪庆塬!原本冰冷冷的一个地名，由于有了更多的亲人埋在这里而变得亲切。娜娜、父亲、母亲、伯伯、姑妈、舅舅、娅娅，后来又有了表弟，熟悉的亲人越来越多。洪庆塬变成了一种思念，这种思念无法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