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随着中亚和南亚穆斯林的到来，伊斯兰教传入美国。20世纪上半叶，中东、南亚及东欧穆斯林的不断涌入，使伊斯兰教在美国得以迅速发展。美国穆斯林社区也逐渐成为美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伊斯兰教毕竟是一个外来的宗教，且历史并不久远的美国穆斯林对内急切地盼望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对外又不愿意割舍与祖国的天然联系，于是造成了美国穆斯林社会地位悬浮的局面，从而影响到了伊斯兰教在美国的健康发展。20世纪末，许多富裕的中东产油国开始意识到美国社会伊斯兰信仰的薄弱，于是纷纷向美国穆斯林社区投资兴建清真寺以及派驻中东国家的伊玛目，这一举动从客观上推动了美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和兴盛。美国伊玛目群体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然而，外来伊玛目对美国本土已渐趋成熟的传统穆斯林社区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这些来自中东国家的伊玛目大多接受的是本国宗教的传统教育，他们对待教法一丝不苟，“如果有人想在清真寺举行婚礼，我们的宗教是完全容许的，正如我们尊贵的穆圣在清真寺举行他的婚礼一样。但是如果有人想在清真寺的婚礼上载歌载舞，那么就请他另选别处，清真寺对这样的行为是无法接受的。”①然而，想要改变美国本土穆斯林社区的传统习俗并非易事，加之他们之中有很多伊玛目的英语水平有限，在缺乏有效沟通的情形下，他们的宗教引领力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在很多缺乏具备良好伊斯兰学识伊玛目的社区里，穆斯林信众还是欢迎外来伊玛目，以指导必要的宗教修为。美国主要清真寺和伊斯兰中心的资助者和其中的活跃分子，往往都是出自于那些从事科学研究(尤其是医学领域)和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但却甚为渴求的人群。他们一方面对中东国家的国际支持心怀感激，另一方面又急切盼望能够尽快培养出美国本土的伊玛目。这已经成为美国本土穆斯林最为关切的话题之一。因为只有通过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伊斯兰教育体系和伊玛目的培养模式，才能真正实现美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从而彻底摆脱外来势力的干预。事实上，伊玛目的本土化过程正在逐步演进。一位来自纽约的埃及籍伊玛目说到：“我来自一个教长说教，教众只是倾听的国家，如今却生活在一个教长说教，教众泛以质疑的国度，美国已经使我变得十分变通而非先前的教条。”②

美国有1200座清真寺设有伊玛目，但真正全职的伊玛目人数却很少。有的清真寺还采用“伊玛目轮换制度”，由多名兼职伊玛目轮流带拜，处理日常教务。传统伊玛目的职责除了带领教众礼拜之外，还包括主持穆民婚丧事务，提供教法依据以及普及宗教常识等。但美国的伊玛目还需在此基础上，掌握熟练的管理和商务技能，为其信众的具体需求提供辅导和帮助。此外，探访病残、组织社区成员除毒打非、培训课外信仰辅导和周末讲习班讲师、调节信众纠纷、消除对伊斯兰教的社会偏见、促进多信仰社区的和谐发展等也都是美国伊玛目需要履行的非传统性职责。不过正是因为全职伊玛目的稀缺和伊玛目自身条件的限制，真正全面的履行这些职责并非易事。“9·11”之后，随着美国社会各界对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关切，伊玛目还要经常性地在各种场合下为伊斯兰教辩护，为人们灌输正确的伊斯兰理念。美国穆斯林人口中年轻人占着很大的比例，这也要求伊玛目具有能够与年轻人沟通的基本能力。

2008年3月，在乔治城大学教授Zahid Bukhari和哈佛大学教授Sulayman Nyang主持的“美国广场中的穆斯林”研究项目的推动下，华盛顿召开了一届以“21世纪背景下的美国清真寺：认同、教育和赋权”为主题的清真寺伊玛目大会。会议讨论了关于认同、穆斯林的社会参与度、社区治理、拜功、社会凝聚力、神圣空间、清真寺的学习功能、寺寺关系等议题。在如何培养伊玛目的问题上，与会者一致认为美国的伊斯兰教界应急需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伊玛目资格的准入制度，除了要具备神学(伊斯兰教)硕士学位的资格之外，还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1)具有在海外国际认可的伊斯兰大学学习至少1年经历的资质证书。(2)对美国语言和文化有相当的了解。(3)掌握日常的阿拉伯语。满足以上条件的人员才能申请清真寺伊玛目的职位。可见美国伊斯兰教界对培养合格的本土化伊玛目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近年来，伊玛目在美国高校、军队、医院、监狱中越来越为人所重视。他们中大多数不必全职担任神职，只是在所委任部门的穆斯林需要的时候，担任伊玛目的角色。“Chaplain”一词的本意是基督教中“神父、牧师”的意思，后来发展成为西方国家对某一机构、团体向特定区域及人群委任的各类宗教神职人员的总称，他们可以是基督教执事、犹太教祭司、伊斯兰教的伊玛目抑或其它宗教的神职人员。委任服务的对象是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如健康欠佳、身处囚禁或服役但却有着信仰诉求的各类人群。

20世纪90年代美国陆军招收第一批随军伊玛目的举措，标志着美国军界开始注意到了军队中穆斯林军人的人数增长势必要求其与基督教信仰的军人享有同样的信仰履行权利。目前，已经有20000多名穆斯林各级军官任职于美国军队的各个分支部门。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在海湾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皈依的新穆斯林。他们的职责是为士兵在军队中的宗教操守提供一个适当的语境(context)，使其在修为、饮食及穿着中不悖于伊斯兰教义，同时，为军队教众赢得应有的权利。

随军伊玛目制度是美军随军牧师制度的一部分，随军伊玛目作为正式在编军官，其地位受法律保护，在军中授军衔，穿军装，佩戴神职标志，待遇与同级军官相同。随军伊玛目与其他军官不同之处就在于随军伊玛目不能携带武器，不直接参加战斗和指挥部队，由携带武器的随军伊玛目助理保护其安全。1993年，Abdul-Rasheed Muhammad上尉成为了美国军队中的第一位委任随军伊玛目，虽被冠以伊玛目的头衔，但官方的Chaplain身份使他成为所有信教士官的神职顾问，而这种身份要受到来自随军牧师机构的制约。依据随军牧师机构的相关法律，随军牧师不仅要为本教派的信徒提供帮助，也要为全体军人提供帮助。举例来说，如果基督教徒或者犹太教徒来找一位伊斯兰教的随军伊玛目，那么这名伊玛目要么亲自主持相关的宗教仪式，要么找人来完成宗教仪式。说到不同教派随军牧师间的相互关系，随军牧师本身觉得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为信徒提供帮助是最重要的。随军牧师们认为，最主要的是向军人们传播不相信上帝就不能成为爱国者的思想。对于伊斯兰教在军队中的发展，这位第一军中伊玛目认为：“军队中设置伊玛目之职是伊斯兰更受重视的标志，军方已经走出了容忍伊斯兰的重要一步。”③继Muhammad之后的第二位军中伊玛目是海军上尉Monje Malak Abd al-Muta Ali Noel,于1996年担任随军伊玛目之职，他具有芝加哥路德神学院和美国伊斯兰学院联合授予的神学硕士学位。

美国军政领导人认为，美军牧师学校和培训中心的随军牧师专业教育体系，以及随军牧师们为完成指挥员下达的人员精神(宗教人文)教育计划而在部队开展的工作，为部队人员的精神心理训练做出了很大贡献,是美军战备能力和战备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穆斯林军务及老兵事务委员会(AMAFVAC)④的不懈努力下，穆斯林在军队服役过程中容许履行聚礼、朝觐等宗教义务。1998年斋月期间，美国国防部还第一次为穆斯林现役士官及国防部工作人员举行了开斋庆典。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伊斯兰教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军的军事制度体系。如女兵的着装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穆斯林士官的不解情结。1996年，一名穆斯林女兵就是因为拒绝脱下头巾而遭到了遣返。如今，穆斯林女兵在军中还是被禁止佩戴头巾。目前美军中的12名随军伊玛目中没有一位是女性，一名完全符合标准的穆斯林女少校已经申请随军伊玛目的职位达数年之久，但却迟迟没有回应。这也说明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宽容度并没有人们预计的那样可以无限延展。

虽然美国的一些高校早已约定俗成的有兼职伊玛目的存在，但在高校教务处正式设置全职校园伊玛目之职，对于美国高校教育体制的改革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举措。许多学术机构，还规划把培训伊玛目的工程完全学术化，纳入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截止2008年，全职校园伊玛目已经走进了乔治敦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布朗大学等七所美国知名高校的校园，成为协助高校学生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2月，在迪万基金会(康奈尔校友自发组织的旨在协调康奈尔大学穆斯林学生事务的组织)的努力下，康奈尔大学也将迎来自己的全职校园伊玛目。对于校史宗教氛围不甚浓厚的康奈尔大学来说，伊玛目的出现，无疑会成为鼓励校园穆斯林学生加强沟通和相互理解的桥梁。但相对于东海岸高校校园伊玛目的逐步普及，西海岸诸高校却步伐缓慢。美国西部各州的穆斯林社区历史相对东部而言比较悠久，发展也较为成熟，高校穆斯林学生的宗教生活基本上可以通过学校所在社区的清真寺得以满足。由于清真寺和伊斯兰中心分布格局的差异，东部高校全职伊玛目不仅为就任高校的穆斯林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而且往往也是所在社区的宗教事务的负责人。如康奈尔大学所在的伊萨卡就没有清真寺，大学周围的各社区穆斯林群众也同学生一起跟随校园伊玛目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笔者在普林斯顿大学也参观了校园内部的礼拜点。普林斯顿大学在校学生中，穆斯林有250名，校方批准他们使用校园中心区穆瑞-道济(Murray-Dodge)大楼中的一间教室为他们每天五次礼拜的地点，星期五主麻日因为人数多，许可占用会议厅举行聚礼，这间会议厅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徒在不同时间举行聚礼的共享场所。参加主麻聚礼的学生有七十到八十人。 其间也有很多普林斯顿小镇的公务人员、科研机构学者和大学周边的居民。普林斯顿大学的全职校园伊玛目苏尔坦(Sohaib N. Sultan)伊玛目说，在美所有大学校园中，都有穆斯林社团，礼拜的学生越来越多，所有大学的穆斯林社团都原则上隶属于穆斯林学生联合会(MSA)统一管理。由于工作关系，他必须同穆斯林学生联合会保持密切联系，因为这个组织负责对全国穆斯林大学生进行信仰和道德教育。这个组织定期向各所大学穆斯林学生组织发布的学习数据和文件，特别强调端正信仰道路、与人为善、积极开展不同宗教间友好对话活动。在苏尔坦指导下的普林斯顿穆斯林学生社团，在校园内积极宣教，开展宣传和交流活动，每个星期都有《古兰经》学习班和向普林斯顿市区提供社会服务。苏尔坦伊玛目每个月组织一次伊斯兰学术讲座，邀请附近学者就大家关心的专题发表演讲，指导穆斯林生活，市内各社区的穆斯林都受到邀请，参与各种学校伊斯兰文化活动。斋月期间，他组织集体开斋晚餐，把校园内外联络在一起，使斋月成为宣教的好机会，有许多非穆斯林学生也应邀参加聚餐，聆听学者演讲。

美国各高校的校园伊玛目由各高校教务处负责招聘，他们在高校制定的相关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接受穆斯林学生联合会的指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正常的社区宗教活动。成立于1963年的穆斯林学生联合会是一个以致力于维护加拿大及美国校园穆斯林社区发展的宗教团体。主要职责是协调和支持北美各高校的学生穆斯林团体活动。由该组织推动成立的其它北美伊斯兰组织现在也广泛地活跃在北美社会的各个领域，如“北美伊斯兰社会组织”(ISNA)。此后不久，一些类似的社会团体相继成立，如“美国阿拉伯青年协会”(the Muslim Arab Youth Association)、“北美穆斯林青年”(the Muslim Youth of North America)、“伊斯兰教医学协会”(the Islamic Medical Association)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如何扩大伊斯兰教在美国的影响面以提升穆斯林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已成为其主要的时代需求。“北美穆斯林协会”(The Islamic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就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组织。该团体拥有穆斯林科学协会、穆斯林青年学会等附属组织，主要通过资助伊斯兰学校发展教育、组建穆斯林社区中心等途径致力于伊斯兰教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由它召集的年度会议每年都有数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参会，长期以来堪称全美最大的穆斯林集会。⑤ MSA对各高校的管理也是十分松散的，并且其分支机构也往往会以不同的组织名称出现，比如“伊斯兰学生联合会”，“穆斯林协商组织”等。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校园穆斯林团体都有接受MSA领导的义务，即使是那些在其领导之下的各高校分支组织，也不存在对其特定的隶属关系，因此该组织的政策和观点对于各分支而言只起到一个指导和参考的作用。MSA将加拿大和美国的管辖区域分为五个分区，美国占其中的三个区。各区又可自行选出各大区委员会以及大区代表，以便自主处理本区内的相关事宜。

总之，美国社会委任伊玛目的出现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新兴的事物。它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了美国社会不同阶层对各个宗教的宽容度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美国穆斯林参与主流社会意识和非穆斯林对美国少数族裔以及伊斯兰教的关注度的增强。众多的清真寺伊玛目和活跃在社会各个部门的社区伊玛目构成了美国普通民众与穆斯林相互了解和交流的网络平台。但这个年轻的队伍也存在着不少自身暂时无法克服的困难，如全职伊玛目人数有限，伊玛目准入部门有待进一步拓展，在特定部门的工作经验不足，女性伊玛目严重匮乏等。因此，对于年轻伊玛目的培养，穆斯林社区需要形成一个积极良好的氛围。

注释：

①Yvonne Lovelace Haddad and Adair T. Lummis, Islamic Val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53.

②“A Muslim Leader in Brooklyn, Reconciling 2 Worlds”, July 22, 2010. Http:// www. Nytimes. com /2006/03/05/nyregion/05imam.html

③Bonne Lovelace, “U.S. Military Designates First Muslim Chaplain,”Islamic Horizons, May/June 1995,46.

④1991年的美国军队穆斯林人数激增，伊斯兰活动家Abdurahman Alamoudi在沙特政府的资助下，建议美国军方依照长期在美军中存在的随军牧师制度，建立起随军伊玛目制度，美军方随后接受了他的提议并容许他于当年成立了美国穆斯林军务及老兵事务委员会，其遵旨是“确保美军对随军伊玛目的雇佣”。1993年，美国防部将其指定为选任美军随军伊玛目的两个唯一指定机构之一。另一个为伊斯兰与社会科学研究所(GSISS)，引自Wall Street Journal, 12/3/2003

⑤林玲：《当代美国穆斯林族群社会进程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4期。

(作者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