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国社会，云南华人被当作一个不明确的“族群”，经过陆路到达泰国，被归类为“陆路上来的中国人”，被笼统称为“霍(Ho)”或者是“秦霍(Chin-Ho)”，以此与通过海路来到泰国的广东人、福建人相区分。

云南华人群体生活在泰国北部山区，通常充当贸易中间商的角色，与山地民族(1)之间往来频繁，有着紧密的社会、经济、文化联系，在语言、居住模式、婚姻以及商业等方面都有互动。云南汉语方言是他们之间惯常使用的沟通语言，他们通常与山地民族比邻而居，通婚也很常见。

“霍”或“秦霍”这两个称呼的意涵随着泰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当地的泰族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马帮形式穿梭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回族商人叫做“霍”，这些回族商人的后裔许多定居于泰国北部的清莱和清迈地区。二战后，从缅甸进入泰国的国民党余部的云南汉人也被当地人称作“霍”(2)。回族云南人比汉族云南人更早在泰国北部定居。

一、迁徙历史及原因

回族云南人在泰国北部生根发芽的历史与经云南沟通中国内地与东南亚之间的商路有着密切联系。1416年,云南穆斯林翻译家、航海家马欢,在其《流涯胜览》一书中曾记载：在云南与泰国北部之间存在着一道“后门”。英国商人拉尔夫·费奇在《年至年航行记》一书中,也作了类似的记载。他说在贾马海伊丁城(今清迈)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商贾带来大量的廖香、金银及其它中国货物”。回族穆斯林一直参与这些贸易活动。

清代以后，滇籍穆斯林迁居泰国的历史有详细的史料记载。根据姚继德的研究，可将滇籍穆斯林的迁徙历史分述以下两个方面：(一)马帮商人的定居。马帮(Trade Caravan)是一个集货物运输与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商旅团体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西南边疆省份云南各民族及毗邻的东南亚泰、缅、老、越各山地民族间，以及川、黔、桂、藏和印度、尼泊尔等区域里,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尽知的名词。云南回族移居泰、缅等东南亚地区最早始于明末清初以来回族马帮“走夷方”(3)的巡商活动。这种经商活动直接导致了滇籍穆斯林在上述两国的不断定居。回族马帮进入泰缅两国经商贸易活动的通道便是以公元前4世纪既已存在的“蜀身毒道”为主干而逐渐形成的“西南丝绸古道”。这条古道分别由蜀身毒道、蜀安南道(又称交趾道) 、安南通天竺道、茶马道、剑南道、大秦道、西蜀经吐蕃通天竺道和车里(今西双版纳)通暹逻道等8条支道组成。其中的车里通暹逻道,即为回族马帮进入泰国北部的主要通道。(4)(二)政治难民的移民。除马帮商人的移民外,泰国北部的滇籍回侨的另一个主要成分是历代的政治难民。这些政治难民形成的时间,始自清末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反清起义失败的19世纪70年代初,中间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的抗日战争时期，以及1949年至1970年左右的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种种政治变革。其中建立得最早和最大的缅甸滇籍回族难民基地是位于佤邦的邦隆(初叫搬拢,又叫班弄) ,它是由镇守滇西边陲重镇腾冲的清末云南回民反清起义军将领马灵骥率领一支义军队伍冲出清军重围后,于1875年逃到缅甸佤邦建立起来的。最初仅有将士眷属36人,至清朝光绪末年,滇西一代逃避清政府种族屠杀的回民难民纷纷投奔邦隆，人口剧增至300余200余人，成为清末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滇籍回侨难民营。1937年大批云南回汉商人涌入邦隆，1942年日本占领缅甸，翌年攻占邦隆，大批难民逃向四方，其中很多人即逃入泰国北部，成为进入泰北最早的滇籍回侨难民。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原国民党李弥所属的部分残军退入缅甸、老挝、泰国的金三角一代，许多滞留边境地区的回族马帮商人和各种难民，为了生存而纷纷追随残军辗转于大金三角地区，最后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不同时期里，最终定居到了今日泰国北部清迈、清莱等府的云南人难民村，成为了迁居泰北的第二批滇籍回侨难民。他们构成了定居今日泰北各地的滇籍回侨的又一主要成分。(5)

二、泰北云南人村落的分布

缅甸政府曾两次驱逐包括国民党残部及普通难民在内的云南人群体。缅甸政府曾诉诸联合国，认为国民党残部的活动侵扰了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压力之下，国民党势力在1953年和1961年分批撤出缅甸，进入泰国北部。这批云南人，包括回族和汉族都成为了失去国籍的难民，统一住在难民村中。

泰北云南人村落主要有四种人员构成模式：由国民党士兵和普通难民组成的村庄;完全由国民党士兵及家眷定居的村庄;由泰国共产党游击队建立的村庄以及缅甸的反政府武装份子建立的村庄。前两种村庄一般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早期之间建立，后两种村庄则是在1960年代以后才建立起来。日本学者王柳兰从1995年起一直在这个地区开展调查工作，截止到2000年，她一共调查了36个村庄，根据她的调查，在这36个村庄中，有超过20个是汉人村落，14个为回族村落，这14个回族村落中有11个是在1950年代后建立的，其中7个还是回族与汉族杂居的村庄。云南人的村落主要分布在泰国北部清莱、清迈和夜丰颂三个省，并且以前两个省居多，据估计大约有4570人居住在清迈，3564人居住在清莱。(6)

第一代移民到泰国的云南人，不管是回族还是汉族都面临着许多相同的困难。因为许多人不具有合法的身份，因此行动受到限制，不能自由迁徙，只能在他们居住地区的狭小范围内活动。同被泰国政府作为难民安顿在难民营中，汉族与回族常常杂居在一起，因为大部分的汉族难民都是国民党士兵及其家眷，所以这个群体的活动通常受到限制，与之相比，回族云南人在谋生方式上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多从事马帮贸易，在泰北的低地与高地之间穿梭。回族云南人一般和国民党残部分开居住，但有时他们需要向后者交税，以获得通行资格。

三、回族云南人的族群认同复苏现象

移居泰北的云南回族通常有“二次迁徙”现象，这与他们从事流动的马帮贸易有关。比如，一些回族移民最初到泰国时居住在清迈，并在此娶泰族或印度-巴基斯坦裔的妇女为妻，后来因为贸易的原因，发现夜丰颂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举家迁居夜丰颂，且定居下来。每一次迁徙，随着人口的增加，回族聚落就会形成，他们开始修建清真寺。

清迈市有一个叫做王和街(Ban Ho)的回族社区，由回族商人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建立。其中一个叫郑崇林的滇籍穆斯林为这个社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17年的时候他捐出了自己的一大块土地修建清真寺，郑崇林本人也成为泰北地区的著名侨领。在1950年代以前，王和街的回族人口规模并不大，由于从事马帮工作的关系，他们需要在不同的地域之间流动，并不长期定居在泰国某一个地方。但是19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回族从难民营或是其他地方移居到以王和街清真寺为中心的区域，这个社区逐渐扩大开来。新来的人在其他回族穆斯林的帮助下安顿下来。

随着回族人口的增加，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日趋增强。开始的时候由于回族妇女人数少，移居到此的回族男性只能取泰族或印度-巴基斯坦裔穆斯林妇女为妻，但是随着迁移来的回族人口的增加，族内通婚的例子增多。

随着新回族移民的到来，清真寺的数量逐渐增多，回族穆斯林社区的宗教意识也开始复苏。整个回族穆斯林群体都意识到伊斯兰教育及宗教传承的重要性。新移民与老移民携手维修已有的清真寺，修建新的清真寺，共同致力于伊斯兰文化的传承。富有的回族商人热心宗教公共事业，慷慨捐资，在这些公共活动中涌现出许多社区领袖。

为了信仰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回族社区也捐资兴建伊斯兰学校，组织学生学习阿拉伯语和宗教知识。从1982年开始，男性穆斯林和女性穆斯林都可以进入伊斯兰学校学习，伊斯兰学校也得到泰国政府的承认，学校的毕业生有一些获得奖学金留学阿拉伯国家，学成后归来成为本社区的宗教领袖，另一些学生毕业后直接服务于本社区的清真寺和学校，成为教职人员。通过建立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云南回族穆斯林加强了自己的宗教意识和族群认同，并以此将自己和汉族移民区分开来。

虽然所有的云南移民在泰国都被称作“霍”或者“秦霍”,但其实他们有不同的族群来源和文化特征。在泰国政府和具有地方实际控制权的国民党武装力量之外，回族穆斯林努力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以伊斯兰信仰为核心的族群认同得以恢复并逐渐加强。

注释：

(1)“山地民族(Chao Khao)：指居住在泰国北部山区中的少数民族群体，

(2)参见[英]安德鲁.D.W.福布斯著，姚继德译：《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第2期。

(3)回族民间专指赶马帮驮运商货前往滇缅边疆及深入缅、泰、老、越诸国。

(4)参见姚继德著：《泰国北部的云南穆斯林——一份初期田野调查报告》，载《回族研究》，2001年第4期。

(5)同上。

(6)同上。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