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法国作为一个移民接收国，外来移民人口的数量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官方最新统计，每八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外来移民或者移民后裔。其中，穆斯林人口总数约为650万人，如果将非法移民统计在内，这一数字将超过700万。法国无疑是欧盟成员国中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与欧洲其它国家相似，不断增长的穆斯林人口和由此引发的诸多相关问题已经成为法国政府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多元文化失败论在欧洲各国不断蔓延，法国民众对于日渐“伊斯兰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感到担心和忧虑，对穆斯林人群的负面想象也在逐渐加深。法国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IFOP于2012年10月发表在《费加罗报》上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法国人认为伊斯兰教在法国过于可视化和具有影响力;68%的法国人认为造成穆斯林人群融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自己拒绝融入;63%的法国人反对穆斯林女性佩戴头巾。与2010年相比，持同样观点的人群分别上升了5%、7%和4%。(1)另一方面，穆斯林人群却从未间断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和尝试，从文化调适到政治参与，从经济生产模式拓展到伊斯兰教文化传播，通过各种主体性建构的手段和方式来获取主流社会更多的了解和认同。然而，吊诡的是，法国穆斯林社会融入实践的积极意义通常得不到充分的言说和表达，而“伊斯兰威胁论”却始终难以消弭。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外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分析和讨论。综观前人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居住区分割往往被作为一种现象描述，而其存在的内部逻辑和深入影响则少有论述。因此，本文则主要以居住区分割为切入点，尝试探讨法国穆斯林人群相对聚居的生活模式与社会融入困境之间的制约关系，以期为我国的族群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一、穆斯林族群的生成与居住区分割

自20世纪50、60年代起，经过二战后的恢复尤其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和扩大，法国的经济开始持续发展，生产力突飞猛进，但是其人口再生产的形势却与此明显不相适应。战争造成了人口数量骤减，青壮年劳动力供应紧缺。法国开始寻求外部劳动力，与其它国家相继签订了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定，鼓励劳动力流入。法国在北非的前殖民地马格里布三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成为这一时期法国外来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第一代穆斯林移民或以受雇劳动力的身份或以自愿迁移的方式到达法国。除了少部分劳工返回来源地之外，大部分穆斯林移民选择留在法国，并陆续加入法国国籍。这一波移民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爆发使法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上升，法国政府开始限制移民迁入。然而，虽然外来劳工受到了限制，但是因为家庭团聚政策的允许，他们的亲属像潮水一样涌入法国。以家庭团聚方式进入法国的外来移民从20世纪60年代的每年55000人，上升到1973年的81,000人，直到2004年，这一群体仍然保持在每年24,000人。(2)至20世纪末，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已经接近500万人，其中仅来自阿尔及利亚一国的穆斯林就有200万人之多。穆斯林移民的来源地也开始向多元化发展，除了马格里布三国之外，来自土耳其、阿拉伯国家、西非、印度洋群岛和亚洲的穆斯林也纷纷将法国作为移民目的地。此外，与日常表述相异，通常用来指称穆斯林移民的“阿拉伯人”，只占穆斯林移民总数的5%左右。(3)

穆斯林人群相对聚居，主要分布在巴黎、马赛和里昂等大中型城市，分别占据了这些城市人口的10%至15%。在个别城市，这一比例相对更高。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穆斯林;在北部城市鲁贝，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穆斯林。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穆斯林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分散居住在市区之内，而是集中居住在城市郊区。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政府为了缓解日益紧张的住房需求，设立了“公共住房项目”(public housing projects)，在城市郊区建造了大量高密度分布的高层公寓型住宅，并收取相对低廉的租金以吸引经济收入较低的群体入住。然而，随着移民群体不断聚集，法国普通民众认为这类区域事实上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移民居住区。据估计，大约有600万人居住在这些特定的居住区内，其中17.6%为非移民法国人，余下部分为外国移民及其子女。由于这些居住区地处远郊，远离城市社区，因此生活于此的穆斯林人群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生活模式，进而为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留下了隐患。与此同时，由于主流媒体经常对此类社区贴上“秩序混乱”、“卫生条件差”和“高犯罪率”等标签，使得此类区域的污名化愈加严重，“郊区”(banlieues/cites)几乎成为了“贫民窟”的代名词。

二、穆斯林居住区内的社会问题

不容否认，“郊区”内的穆斯林聚居区确实存在着脏乱差现象和一定程度的安全问题，但是影响这些区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却是穆斯林青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据统计，法国2005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有1.2%。法国的失业率将近10%，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接近22%。在移民聚居的郊区，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40%，他们有许多属于700多万第一代和第二代穆斯林移民子女。(4)一般来说，移民的经济地位低下，其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当失业率升高，职位空缺有限而求职者数量不断增加时，少数族裔群体则不可避免地在求职中遭遇了各种不公品对待甚至是种族歧视。

大量的穆斯林青年没有工作机会，整日生活在经济水平低下的移民聚居区内，很容易走上偷盗、抢劫和吸毒等犯罪道路。法国民众对此类区域的负面评价也从未间断。当问到“你会不会一个人前往移民聚区?”时，89%的法国女性的回答是否定的，给出肯定回答的男性也只有36%。需要指出的是，在笔者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很多接受访谈的人将造成这一安全问题的原因直接归结于移民群体，而不是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去加以理解。“这些阿拉伯人”、“这些移民”等带有负面含义的表达方式，通常会不经意间在他们的谈话中流露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法国民众对于穆斯林群体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也体现了多元文化思想在法国所遭受的挫折。

面对日益严峻的移民聚居区安全问题，法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效果差强人意。2012年8月，法国政府再次出台一项整顿计划，将在巴黎、马赛和里尔等城市设立15个“安全优先区”(zones desecurite prioritaires)。不难想象，在这些需要整治的区域内，其主要居民多为法国穆斯林。需要强调的是，许多“安全优先区”与之前划定的“城市敏感区”(Zones Urbaine Sensibles)相重叠，后者被法国警察视为“不可进入”(no-go)区域。按照法国内政部长瓦尔斯(Manuel Valls)的预想，一旦针对这些不安全区域的整顿产生积极的效果，法国政府将会在2013年再设立50个类似的优先区。瓦尔斯还明确表示，内政问题是当务之急，总统奥朗德已许诺，在未来5年的执政期间，每年将会增加500个警察职位，以加强“安全优先区”的效率，并从警察学校招聘警力人员。由此可见，法国政府面对移民聚居区的安全问题，采取的仍然是简单的“现象—解决”型的应对性措施，并没有努力尝试全面深入地了解造成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没有形成更为有效的“现象—原因—解决”型的分析性策略。可以预见，这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穆斯林聚居区内的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等问题，可以被看作是穆斯林人群所面临的社会融入困境的一个缩影，其中包含着法国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社会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各种互动和博弈。只有双方共同努力，这一问题才能够得以解决。

三、穆斯林的社会融入实践

一直以来，为了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一个单一的法国人身份认同，法国政府长期实行带有明显同化性质“共和模式”的移民政策，旨在规避掉移民后裔的母国认同。所谓法国“共和模式”又称雅各宾模式，它发端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19世纪后期基本得以确立，它是法国吸收与同化外来移民政策的框架。法国“共和模式”的核心是在共和、平等、世俗的基础上赋予合法的外来移民以平等的公民资格，旨在平等地对待外国移民，使其完全融入法国社会，但移民必须接受共和国的同化，接受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以成为完全的法国公民。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已经繁衍到了第三、四代。与第一代移民相比，新生代穆斯林基本上没有父辈们的母国情节。他们出生在法国，拥有法国国籍，在法国接受教育，能够说流利的法语，阿拉伯语只是他们日常家庭生活中与父母交流的语言。在被问及族裔问题时，一位巴黎的穆斯林如是说：“在法国，我们一般不会问你是不是少数民族，因为在法国没有少数民族这种说法，大家都是法国人。无论是黑人、白人、中国人还是穆斯林，大家都是法国人。偶尔也会有些人提到族裔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很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国政府所执行的“共和模式”的移民政策，在建立统一的国家公民身份上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新生代穆斯林对于法国国家认同已经形成，而另一方面，他们脱胎于伊斯兰教文化的习俗传统和日常生活模式则始终是法国政府担心和忧虑的焦点。这与法国人对于宗教世俗化的理解不无关系。

法国长期推崇政教分离和宗教世俗化政策。“1905年法”第二条“共和国不承认、也不以任何方式资助任何宗教活动。”申明了共和国对待各宗教一视同仁，而且在没有一门国教的前提下国家不再会去评判其它信仰，也不会赋予其中任何一个以特权。在2003年10月，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表示：“政教分离为每位公民架起了一把基本的保护伞，它不仅保证他的信念得到尊重，也保证他人的信念决不会强加于他。”值得思考的是，这项被哲学家昂利·佩纳-鲁伊兹称为“普世的”、“人人都可以从中受益的”原则，却恰恰成为了诟病法国穆斯林宗教信仰的法律和理论根据。如前文所述，绝大多数法国人认为，伊斯兰文化在法国过于可视化，其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认为，伊斯兰教已经取代天主教成为法国第一大宗教。对于穆斯林人群所遭遇的社会融入困境，50%以上的法国民众将其原因归结为穆斯林文化与法国主流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面对这样尴尬的境遇，法国穆斯林人群从未停止过社会融入实践。

第一，离开聚居区寻找工作机会。法国青年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而穆斯林聚居区内的青年人失业率更是高达平均水平的两倍。事实上，许多法国穆斯林青年已经意识到穆斯林聚居区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留在聚居区内他们可以和父母家人呆在一起，但是他们必须面对随时失业或者长期待业的危险。因此，一些穆斯林青年选择离开聚居区，到市区内寻找工作机会。一名叫吉拉德的穆斯林青年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虽然在聚居区内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省去了很多日常开支，但是那里的经济状况很不稳定，与其失业在家不如到市区里生活，可以赚钱又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在这一点上，法国政府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离开穆斯林聚居区，更多地与主流社会相接触。

第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必须承认，法国穆斯林人群在来源国、种族和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要在不同的穆斯林社团中获得足够的一致，以将他们吸纳进一个政治实体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缺乏统一的政治实体并不代表着穆斯林人群无法用统一的声音说话。与法国社会长期的互动，使得穆斯林人群认识到通过政治手段表达群体理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2012年的总统选举为例，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法国穆斯林人群的选票最终决定了现任总统奥朗德的胜出。在竞选过程中，与竞争对萨科奇相比，奥朗德对穆斯林的态度更为开放和温和，获得了绝大多数穆斯林选民的支持。据费加罗报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大约200万穆斯林选民中有170万人支持奥朗德，只有30万张选票投向了萨科奇。需要指出的是，奥朗德最终以110万票的优势领先于萨科奇，可见穆斯林人群在这场总统选举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与第一代移民不同，穆斯林移民后裔和新移民的政治意识已经觉醒，他们在关注作为国家公民所享有的权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使用这种权利为自己的融入之路扫除障碍。

第三，伊斯兰文化的宣传和建构。伊斯兰文化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其核心是伊斯兰教的宗教意识或思想信仰体系，同时伊斯兰文化又是一种“兼具宗教性与民族性双重特征，但以宗教性特征为主”的文化。(5)也恰恰是因为伊斯兰文化的宗教性特征，使得法国民众对于穆斯林人群的忧虑难以消除。因此，法国穆斯林不遗余力地向非穆斯林人群介绍和宣传伊斯兰文化。很多清真寺在斋月期间非穆斯林开放清真寺。法国伊玛目委员会主席白立克说：“我们邀请法国人来参观清真寺，聆听斋月宣讲，以了解伊斯兰及与穆斯林交流。……比方，塔利戈·本·宰亚德清真寺，每周都会接待3、4个因宣誓信教而来的法国人。因此，对非穆斯林开放清真寺这种思路，我们倡议将其推广，以便非穆斯林来了解伊斯兰，消除有些媒体讹传的那些错误思想。”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主席伊普里兹说：“我们呼吁将集体开斋范围拓宽至非穆斯林。因为这是非穆斯林了解穆斯林的好机会，同时非穆斯林还可以借此机会，在朝拜安拉的地方来和穆斯林交流。”在2012年开斋节，法国总统奥朗德向法国穆斯林送上祝福。在一份公报中，奥朗德写道：恰逢标志着斋月结束的开斋节之际，我向法国的穆斯林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幸福健康和成功。他还表示：希望这个具有宽恕、共享、关心他人愿望的节日，有利于法国需要的社会和谐。

四、结论

法国穆斯林的社会融入实践经验表明, 并不是每一种与国家主流文化相异的文化都必然会带来与国家认同相冲突或相抵触的认同。法国新生代穆斯林既具有很强的法国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又对于融入其民族文化的伊斯兰文化难以割舍，正是这种融合发生之可能的证明。作为“主流叙述结构”的法国主流文化应该对异质文化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给与处于弱势地位的“潜在叙述结构”——穆斯林文化以更多的表达空间和话语权。与此相对应，法国穆斯林则应该走出自身文化中所具有的自卫性和隔离倾向，摒弃片面地追求一些特殊权利的偏执做法和只顾眼前利益的权益之计，而是应该积极地参与到法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建构中来，充分发挥自身文化所具由的合理性和积极性。尤其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困难时期，多元文化失败论在欧洲各国蔓延，穆斯林人群只有正确地认识自身文化的特征，并以此为平台和出发点，才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迎接文化互动和融合所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阵痛。

参考文献：

(1)Jean-Marie Guenois:“L’image de l’Islam se degrade en Frane”, LeMonde, 24 Oct. 2012.

(2)Jonathan Laurence: Integrating Islam: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hallenges in Contemporary Franc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6, p.17.

(3)同上，p.21.

(4)欧光明：《国际视野下民族因素突发性事件的思考》，载《民族论坛》，2007年第5期。

(5)杨恕、曾向红：《文化视野下的法国骚乱及其启示》，载《世界民族》，2006年第4期，第17页。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